①唐承隋制，发展创新

②仿照士族，崇尚奢靡

③民族交融，中外交流

④开明开放，兼收并蓄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忠孝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特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十年身到风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四、读華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病酿期。新式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美学类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士大夫读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草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展”。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