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的竞争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秦统一中国使一统天下的国家观获得政治上的实现。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自汉魏之际开始，对国家忠诚被凸显出来，唐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很多例证，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宋士人基本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凡沾旧国一命之恩者，不应再改仕新朝。面对金兵的南下，华北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兵”、“忠义军”等抗金武装表现突出。清代在修撰《明史》时也专设《贰臣传》以待明朝降臣，这可看作是加强国家认同的一种举措。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来，同盟会在政纲中又阐述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逻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中也承认：“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这表达出满洲人对新国家的认同。

——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清帝退位诏》等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国家观相比，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国家观有何发展，并对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监察体系初步建立。魏晋至隋朝，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沿袭唐制，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实现了高度的严密统一。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监察权力来源于皇权。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虽然具有其独特性，但也难免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其局限性。

——摘编自高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探析》

材料二：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制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事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材料一：1815年以后英国逐步取消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1846年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但欧洲大陆国家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采取更具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的著作对幼稚产业保护进行了论述。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禁止自由贸易，1858—1860年制造品进口只占总进口的3.8%。德国、奥匈帝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也推行类似的保护主义政策。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自1928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形式上获得关税自主权。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关税税制进行了改革。进口税方面，国民政府1928年12月7日通过的《海关进口税税则》规定，进口货税率为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1日起施行《海关进口税税则》，进口货税率从5%到50%不等；1933年对进口货税率进行了修改，税率从5%到80%不等；到1936年，平均进口税率达31.2%，最高达80%。出口税方面，1931年税率分别为7.5%和5%；1934年6月，对出口税则作了修订，税率分别为5%、7.5%、10%三个等级。在此前一年，财政部先后宣布对生丝、纯丝制品、米谷、小麦、荞麦、高粱等免征出口税。1936年度，关税收入共计3.46亿元，其中进口税及附加税收入为2.76亿元。

——摘编自史仲文、胡哓林《中国全史》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上经历了从为全国的抗日战争作准备向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阅读下列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云贵等地区的主要工业资源的调查和开发，陆续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西迁，并停办、调整了一些军工企业，改善设备，统一制式，增加生产。政府还进一步整修旧公路，修筑新公路，开辟航空线。1936年通过的1937年度军费预算，在普通军费预算4.12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防建设专款2.22亿元，使整个国防预算达到6.34亿元。总之，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材料二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逐步使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各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迁。截止到1938年底，迁到大后方的工厂达304家。这一大规模的内迁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壮举。

—— 以上材料摘编自支绍曾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