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网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孙立军：永不停息的艺术实验家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

冯戎（《艺术评论》记者）

冯戎：你走上动画创作这条道路，最初也是因为喜爱动画吗？

孙立军：我初中时酷爱画画，不爱学习文化课，毕业时听了老师的推荐，考了我们河北省当地的工艺美术学校。当时听说学校天天可以画画，就去读了，专业是工艺美术。那时候我只有16岁，上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之前想的是18岁高中一毕业，我父亲提前退休，我就可以接手他的工作当工人，所以根本不担心我的工作，但是学了美术还是有一点忧虑，因为这样就不能接手我父亲的工作了。

冯戎：“张嘎”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当时选择这个题材，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孙立军：我们的动画剧本非常缺乏，如果我写一个原创，我就准备写我的童年往事，但是谁给你投资？《小兵张嘎》在开拍之前，谢飞老师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个题材，他说现在拍中国电影，死路一条。拍儿童电影，必死无疑，没人看。拍《小兵张嘎》这种题材的动画电影，死无葬身之地。《小兵张嘎》是我国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电影，这之前我们很多动画都是神话的题材，如果我的这部作品成功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学生，中国没有什么符合人民价值取向的题材不可以逾越。之前，我们更多依靠的是水墨、剪纸、壁画这种语言，这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想象。我要回归电影的本体语言来完成这个作品，所以里面的设计都是按照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来完成的。

冯戎：要破解我们传统的中国动画学派，首先也是要解决叙事的问题，不能永远是一个戏曲化或者舞台化的叙事方式。那么票房的好成绩真的对于动画电影没有积极作用吗？

孙立军：很多应景产生的一些不俗的票房的动画电影，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好事，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还是希望通过动画电影，把中国的动画文化、观影文化以及它的艺术品位，真正地润物细无声地实现出来。

冯戎：由日本兴起并传入我国的在动画等作品中虚构或架空世界的二次元文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遮遮掩掩、与万事万物格格不入、极度小众和边缘的文化了，它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网络青年流行文化，那你认为现在中国的二次元文化，能不能有效地成为动画电影发展的动力？

孙立军：二次元文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因为动画本身的特征实际上是二次元，包括我们很多艺术也是和二次元有关的。但是，从艺术本身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谨慎地介入，因为二次元的核心，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艺术体系，它也很难塑造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二次元很多都是一个片段式的即兴的表达，有时候人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真真假假自己都会有疑惑。我还是希望动画像其他艺术一样，多给观众，特别是孩子所需要的营养价值。

（节选自2018年第8期《艺术评论》，有删改）

材料一：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叫座的不叫好，叫好的不叫座”成为我国电影市场的怪现象，不少电影因为明星效应收获高票房，但剧情粗糙。业界普遍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增长迅速，但内容、品质的提升并未保持同步。内容和质量是电影的核心，仅靠明星、特效画面吸引观众，最终会使观众厌烦。可以看到，优质国产片越来越得到市场的积极反馈，观众对“流量吸睛”的欠诚意之作并不买账。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观众正步入更为成熟、稳定的阶段，观众群休的观影品位不断提升，对高质量电影产品的需求也在提升，更需要电影产业在反思中进步，不仅仅单方面追求数量的增长，而要从创作端发力，推动各类影片多样化发展，注重将内容、质量作为核心，创作出更多优质作品，促进中国电影持久健康发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12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成绩巨大。无论以产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市场来衡量，中国都是电影大国。但中国电影“走出去”，不只是“中国产品”走出去，更要实现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走出去。从这点看，中国电影“走出去”如何从量的粗放型发展到质与量的共同提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和海外商业院线发行的中国电影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标准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较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第二种是一般性地展示了中国元素和故事，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关注中国。目前，第二种影片占大多数，且票房较好；第一种影片应是未来中国电影努力的方向。

    电影是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电影创作者要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精华，提炼和融合为影片的中国元素。中国电影在展示中国元素的同时，更要努力传播中国精神，展现当代与时俱进的中国形象。名列2018年海外票房前列的《红海行动》以反恐和撤侨为中心情节，生动刻画出当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影片以独特的中国元素、创新的讲述方式，引起更广范围的情感共鸣。同时，“一带一路”给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与广阔空间，中国电影也可借助于国家战略的东风，加快迈向国际市场的步伐。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8日）

材料三：

    新华社长春9月8日电（记者刘硕、赵丹丹）以“信仰、情怀、担当”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8日在长春举行。论坛期间，电影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电影“新力量”的贡献日益突出，应加强对青年电影人才的培养和帮助，进一步提升整体创作实力。

    据介绍，今年截至9月7日，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467亿元，同比去年增长16%。国产影片的份额超过了65%，票房前10名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7部。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电影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电影创作活跃，题材类型更加丰富，优秀作品不断出现。还有很多影片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创作上的提升和进步，反映出“新力量”创作者不断超越自我，创作功力更加深厚和成熟。希望青年创作者坚守信仰，永葆情怀，把个人的创作理想和艺术追求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之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文化的沃土之中，用更多的好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用更多好作品传承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弘扬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7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遗传背景单一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是科研人员多年来梦寐以求但无法达成的目标，而非人灵长动物首选对象肯定是猴子。

    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在中科院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诞生；同年12月5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2019年1月，孙强团队与同属于中科院神经所的张洪钧团队合作，再获佳绩；在张洪钧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成功构建世界首批核心节律基因BMAL1敲除猕猴模型的基础上，孙强团队通过一只疾病症状最明显的公猴的体细胞克隆出五只小猴。这项进展说明中国科学家已可以批量生产遗传背景均一的疾病猕猴模型。

（摘编自《体细胞克隆猴：开启新药研发“灵长类”时代》，《科技日报》2019年3月5日）

材料二：

    中国体细胞克隆的系列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大西洋月刊》写到，中国科学家不仅仅是采用，更是改良了当年克隆绵羊的技术。美国克隆专家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在接受《自然》杂志访问时表示，应该恭喜中国科学家，“我明白其中的难度有多大”——他在本世纪前10年尝试克隆时，使用了1.5万个猴子卵子，虽然已做到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系，但是怀孕的灵长动物终未能诞下活胎。

    英国达林·格里芬教授说：“已知的、统一遗传背景的灵长类动物模型，无疑可以对人类疾病，尤其是遗传疾病的研究、理解和最终治疗，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路透社的报道则认为，基因型相同的动物模型对于生命医学研究至关重要，可以有效排除复杂基因背景对实验的干扰，并为一大批新药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试模型。

（摘编自《<细胞〉期刊报道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参考消息》2019年3月5日）

材料三：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伦理问题，团队成员明确表示，中科院做这项工作是为了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研究脑科学基本问题，而且我们严格遵守了国际各项相关协议和规则，这项工作还可能使一些伦理争议得到化解。

    目前，全世界每年对猕猴的使用量高达10万只，主要用于药物筛选实验。利用体细胞克隆猴技术，人们就能使用体细胞在体外有效地做基因编辑，准确地筛选基因相同的体细胞，产生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大批胚胎，用母猴载体孕育出一批基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猴群。团队成员还表示：“体细胞克隆技术让人们在一年内就能制备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大大减少了个体差异对实验的干扰。这样，只要使用很少数量的克隆猴，就能够完成很有效的筛选。”

（摘编自吴月辉《世界首例！这几只克隆猴可不简单》，《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材料四：

    2月27日，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等10项重大科学进展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已成功举办14届，是观察我国科技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对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成果能否入选，原创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从近些年入选的项目来看，近年来，我国以“墨子号”“悟空号”和FAST望远镜等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建设成效显著，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刘敏表示，近些年来，围绕特色科学资源，我国已在一些特色科学领域具有引领优势，如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人类起源、青藏高原演化等。2018年，我国科学家“将人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212万年”的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摘编自刘垠《克隆猴入围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日报》201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