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二：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材料三：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极为崇尚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较为通速，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他还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姚莹等一大批弟子，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等。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槲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摘编自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论述》

表中的史实表明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