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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安达市七中2019届高三下学期语文综合模拟题(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人工智能安全性问题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它能否真正超越人类,而在于它是否是一种安全可靠的工具和人类是否对其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就像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那样,虽然它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但人类拥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人们相信它们是安全的。

    为了实现对其控制的目标,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进行限定。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人类智能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还远不如人类智能。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信息存储、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让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做人类的高级智囊,但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人类。比如,当我们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评估危险程度,以及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否应该发动战争、如何作战等重大决策,还是需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正如霍金斯所说的那样:“对于智能机器我们也要谨慎,不要太过于依赖它们。”

    与限定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类似,我们也需要对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定。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短短六十年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它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从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的现实情况来看,想要阻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是不现实的,但为了安全起见,限定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应当还需要成立“人工智能安全工程”学科,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标准与规范,确保人工智能不能自我复制,以及在人工智能出现错误时能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安全。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担忧的另一主要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复制能力远胜于人类的繁衍速度,如果人工智能不断地复制自身,人类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因此,在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中,对人工智能的复制权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控制许可制度,只有人工智能产品达到安全标准,才允许进行商业推广和使用。

    从源头上看,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可见,科学技术研究并非无禁区。技术的发展成熟固然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但任何技术都有不确定性,且科技产生的问题通常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本身得到圆满解决。因此,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还需要充分发挥外部进路的重要作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人工智能安全性问题上,如果人类没有绝对控制权,就无法确保其安全可靠。 B、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在认知能力上还远不如人类,因为人类智能有自身优势。 C、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从发展现状来看,其发展步伐是难以阻止的。 D、人工智能的复制性是人类难以抗衡的,人类要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控制许可制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以人工智能的可控性为立论前提,并由此指向保证人工智能安全性的具体措施。 B、文章从限定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 C、文章在论证中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强调人类要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持积极态度。 D、文章先明确态度,接着分析对策,最后强调人工智能安全问题需发挥外部进路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拥有对很多事物的绝对控制权,人工智能安全的问题也应该会有解决的方法。 B、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信息帮助,但人类要把握最终决定权,而不能太过依赖它们。 C、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但人类也可以在发展中限定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 D、科学技术研究有禁区,因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出现也是必然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努力。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唐诗的建筑美

    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看似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象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道,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摹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摹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融贯,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长在而人事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建筑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孕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息夫人》,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它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选自《唐诗十二讲》,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一直到今天民间各种剪纸里的鱼,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繁殖和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存,与此紧密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过客观社会性的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华则将它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与代表繁殖、生存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包含“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世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

     “鱼”的第二个含义是交往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等,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繁殖和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人的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鱼”也就被赋予了从属于人的语义:它保存并传达了人从生活到生产中的大量知识、经验和情感。

    过年过节时,乡村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它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祝福,从而也就不许去打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上把整个宇宙拖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绝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沟通神明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呈显着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

     “鱼”所代表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能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看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正是人的生存和生命。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

(摘编自李泽厚《已卯五说补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史 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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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这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选自“国际儒学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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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本质属性与力量之源

冯鹏志

    在50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中华民族共同经历非凡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信念,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构出独特高标的精神气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道路和命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顺境中从容淡定、在逆境中奋进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漫长历史中确立起来的包括理念自信、道德自信、人文自信等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系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历史命脉。理念自信,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文化心性,开拓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道德自信,维系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团结统一、泱泱大国的伦理秩序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人文自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矗立起卓越而独特的中国传统和中华格局。

    文化自信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在世界的东方生息繁衍、超越突破、融合交流、开放发展,积淀并升华出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崇高的天地境界。理念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下理念、大同追求和知行观念;道德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刚毅朗健的担当意识、爱国情怀、优良品格和荣辱观念;人文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仁恕宽厚的为人之道、处世方法、理想抱负、进取精神、教化观念、博大胸怀和生活理念。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昂扬而现实地展现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建构了中国方案的文明气度。“中国特色”文化自信,不论是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深化扩展和坚持完善,还是体现为中国方案的实践推进和意义呈现,其所坚守和强调的始终都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其所瞩望和践行的始终都是在对话学习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共存共赢中美美与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展开和实现,以中国方案为重要内容和表征的“中国特色”及其文化自信,必将在21世纪结出更加丰硕的实践成果,绽放出更加璀璨的中国光焰。

(节选自2017年7月12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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