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人家喊，‘过渡，过渡，老伯伯，你怎么的，不管事！’‘怎么的！翠翠走了，下桃源县了！’‘那你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吓怕起来了，一面锐声喊着她的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见到了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人喁喁说着话，小小心子还依然跳跃不已。

……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

翠翠问：“后来怎么样？”

祖父说：“后来的事当然长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

    在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所有古代民族中，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对来世的执着真可谓无出其右者。对死后永生的热烈追求使埃及人不仅建金字塔，也修神庙。而且总趋势是，越往后，神庙便修得越宏伟高大，在豪华奢侈上无所不用其极。与之相应的是，祭司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人数众多，能量极大，而且越往后便越膨胀，越强势。

最初僧权还没有从王权中分化出来，国王就是最大的僧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僧权便从王权中分离出来了。既然国王必须依靠僧侣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那么国王与祭司之间很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宿命般的矛盾和冲突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两种势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如何维持起码的平衡。随着祭司阶级权势日增，王权与僧侣势力间的平衡越来越难维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严重，且越到后来，越显得不可调和。事实上，从古王国后期起，祭司阶层就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势，与王权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埃及社会在被迫供养一个强大的世俗统治阶级以外，还得遭受庞大祭司阶层的经济压迫和掠夺。在太阳神崇拜之新神学的强制下，埃及社会被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法老当作太阳神来崇拜，为之举行极其繁琐而又费用昂贵的仪式。同时，埃及人还为形形色色的小神祇修庙塑像，而且还举行复杂的祭拜仪式。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不用说，祭司作为一个寄生阶层，具有极强的剥削性、掠夺性和压迫性。

    及至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僧侣的权势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新高度，阿蒙高僧的职务竟已不再由国王任命，而改为父子世袭!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四十六年的一次审判中，十名审判官中竟有九人为僧侣。僧侣阶级权势之大，无以复加，即便这一时期埃及国势日衰，也未见他们有所收敛。

    甚至晚至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神庙僧侣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对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无疑是一种强大的震慑。为有效统治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国王不得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对祭司们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凡此种种表明，对死后永生的执着追求，使埃及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只能是一个成绩不菲的先行者，却不可能对西亚地中海世界进行深度的整合，这项工作只能留给后起的文明来做。这就是为什么较之“发迹”之前的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虽然所掌握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多得多，却没能表现出长久维系一个强大国家、使文明不断成长壮大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埃及文明作为最早的文明之一，虽然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帝国，虽然以种种方式包括军事行动启动了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整合进程，却注定只能是开个头而已。

(摘编自阮炜《文明的毒瘤》，有删改)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天翼兄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天翼兄。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①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车上的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②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③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父亲

梁晓声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是严房的一家之主，这个三颜抹灰工，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从不抱怨，也不叹气，板着脸任我们“吃”他。我常常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照我天真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

    母亲属羊，像羊那么刷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她是一位私垫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孩子长大后有出息，是她本能的惶憬。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时，我喝光了一碗苞谷粥，又想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中的开销。父亲第一次探家，攒的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只剩下一百多元。

    为了节省，父亲始终三年才探一次家。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年，哥号正要考大学。父亲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反对。“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他让哥哥去市场卖菜挣钱。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哥哥每天回家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是母亲给给哥的，哥哥实则是到江边温习功课了，父亲发现后大发雷定，用水杯碎了镜于。他气得当天就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去送父亲。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探出身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裹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

    哥哥还是参加了高考，母亲和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知情不举”，也欺骗了父亲，内疚极了。哥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去送哥哥，他没让我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又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着网兜鬼，一步三回头。我缓慢地往回走，攥着省下的那五分钢币，心中暗想，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的信：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我再也不会认你！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号哥的憎怒。

    这封信，使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却并不因此自卑自贱，相反，还官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藏之曰：“吃轻巧饭的！”心里隐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去了北大荒，一直再没见过父亲。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答我上大学。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然而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25岁了。

    几经物夜失眼，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无钱。

    信一授进邮筒，我使追悔莫及。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附言条上，歪亚扭扭地写着几个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有改动）

月下桨声

韩少功

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的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船头划桨。

我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谧的月夜里，常有一线桨声飘入我梦中，莫非就是这条船？

在这里住了两年多，我早已熟悉张家李家的孩子，但不认识那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附近。

刚好城里有客人要来，得买点鱼。我朝小船吆喝一声。他们望了我一眼。

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我指了一下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

他们并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也许，前段时间把鱼打光了。水管所雇来的人们张好大网，敲击着船舷，把鱼往网里赶。接连闹腾好几个日夜，木棒敲出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久违的山歌，在半夜里会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第一先把父母孝，

有老有少第二条，

第三为人要周到……”

我只好去水管所买了鱼，看到一些没收来的渔网。水管所的人说，附近有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

城里的客人来了，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一起吃着鱼，我说到有农民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保意识也没有。又说，如今民风实在刁悍，有一次他的汽车陷进坑里，路边有农民抄着手，不给钱就不帮忙。

客人走后，第二天一早，院子里响起一阵狗吠。开门一看，红衣女孩手里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她赤裸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几天前的问购。塑料袋里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吧。

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之外的大山，弟弟欠了学费，两人借了条小船出来打鱼。他们的父亲一年前病逝，母亲也变得神志不清，不久前走失了。

我收下鱼。在完成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说话时总看着狗，听我说狗不咬人，仍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么？”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却没有喝。

她才走不久，狗又叫了起来。窗外橘红色一晃，她气喘吁吁地返回来。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妻子问。

“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

“真算错了。”

“刚才是你看的秤，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多少，我并没有……”妻子说。我也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算错了。他们又算了一次，果然是我们多给了一块钱。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

“一块钱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以后还要找你买鱼，一块钱就先存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可是小钞票凑不够一块钱。最后我们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了七角。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地，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的社会，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要给那位上学的弟弟，替他们省两个钱。但是我再也没有遇上姐弟俩。后来从一位船夫口里得知，水管所加强禁渔，他们被收了渔网，回山里种田去了。

学费凑足了吗？弟弟还能继续读书吗？人世间许多事，我们并不知道，萍水相逢之际，连对方名字也不知道。

每天早上，推窗眺望，远处一两叶小船如发夹别在青山绿水之中。只是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偶尔听到竹林那边传来桨声，是一条小船的足迹，在水面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只是桨声粗重，不像孩子的腕力。有时月夜太静，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翻过院墙，滚落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找不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