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材料一：2011年1月1日8点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开播，信号覆盖全球。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也是第一个从开播之始就面向全球采用双语播出的频道，它向世人亮出了拥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影像。中央纪录频道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主要呈现了四大主体内容，六大主题时段的播出特点，以期达到规模化的播出效应。央视纪录频道同时采用国际纪录片频道的进行方式，淡化栏目概念，强化大时段编排，以主题化、系列化和播出季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摘取自杨玉洁等《真实聚焦：2010~2011中国纪录片频道运营和纪录片产业发展记录》）

材料二：

2011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71个大中城市的观众构成和集中度

（资料来源于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注：群众构成反映的是收视人群的构成，回答了“谁在看频道”的问题，集中度是目标群众收视率与总体群众收视率的比值，表示的是目标群众相对于总体群众的收视集中程度，能够回答“谁更喜欢收看这个频道”的问题：集中度的比值大于100%，表示该类目标群众的收视倾向高于平均水平。

材料三：在制播运营模式方面，央视纪录频道实行的是频道化运营模式。央视是纪录片的主要制作基地，制作出的精品节目数量众多。当然，频道化运营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劣势在于频道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融资渠道、产品设计、人财物资源调度都会受到种种限制。央视纪录频道目前正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模式，节目制作以社会招标、联合制作、购买作为主要方式，并辅以自制精品，为建立较为健全的制作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摘编自张同道等《2011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报告（下）》）

材料四：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地理频道是一个全球性的付费有线电视网，目前，国家地理频道已经以34种语言转播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逾2亿9千万用户，作为一个纯纪录片频道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除了高质量，高观赏性的节目内容之外，与其频道自身的制播运营模式是分不开的，其制播运营模式如下：有线电视系统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由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投资建立的，有线电视系统直接面向订户收取费用，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是指拥有运营有线电视系统的企业实体，有线电视节目提供商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提供节目，具体到国家地理频道而言，美国国家地理电视公司以及其他渠道承担提供片源的任务，国家地理频道承担的是节目制作等任务，即让来自国家地理电视公司等渠道的单个的片源变成有机结合的整体，适于在电视上播放；康卡斯特电信公司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则承担把电视信号才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上的技术性播出任务。

（摘编自楚慧萍《多元延伸，有机互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运营模式初探》）

扎西的菜园子

邢庆杰

    扎西的菜园子，是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老马帮扶着弄起来的。

    扎西本来对种菜不感兴趣，他已经习惯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放牧生涯，可当他看到老马什么都亲自动手，从翻地、施牛粪、扎棚、育苗，都盯在菜地里干，就不好意思推辞了。扎西一不好意思，干起活来的时候就特别卖力气。

一转眼就要过中秋节了，老马休假回山东。临走，他对扎西详细地交代了管理菜园子的方法。回到家后的第二天中午，饭后，老马正斜歪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就听到扎西急促的声音：“马顾问!马顾问!你快回来吧!出大事了!”

    老马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扎西由于激动，有些语无伦次，“毒药，全是毒药，您快来吧!吓死人了!全是红的，您还是快点来吧!我们一家都不敢在菜园边住了。”

    老马坐飞机赶到日喀则，又坐车来到扎西所在的牧区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来到菜园子门口，扎西不敢再往里走了，他指着里边，战战兢兢地对老马说：“那里，就是那里，全红了，像血一样红。”

    老马只看了一眼，就有种想哭的感觉。那一片红，是刚刚成熟的西红柿。

    想到自己大过节的赶了几千公里路奔到这里，只是因为西红柿成熟了，他就有些生气。但他转念一想，这也不能怪扎西，西藏这个地方，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扎西从来没有见过成熟的西红柿，这是很正常的。

    恐怕，大多数生活在偏远牧区的藏族同胞，都没有见过像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内地司空见惯的蔬菜……想到这里，他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心里沉甸甸的，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老马摘下一个大大的西红柿，用衣角擦了擦，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然后又摘下一个递给扎西，说：“你尝尝。”

扎西看了老马一眼，他相信老马不会骗他的，就学老马的样子，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顿时，扎西瞪圆了眼睛，说：“好甜!这是糖菜呀!”

    扎西的菜园子丰收了，扎西一家吃不了，就到处送人。

老马知道后，给他打电话说：“扎西!帮你种菜，不是让你送人的，你要去卖。”

扎西惊讶地说：“卖?怎么卖?卖东西多丢人!”

    老马知道，传统的藏民，现在还保留着以物易物的习俗，他们还不习惯用人民币来交易。

    在老马的说服引导下，扎西终于答应去卖菜了。老马帮着扎西把已经成熟的西红柿、茄子、黄瓜摘下来，放在几只篓子里，然后绑在了两头牦牛的背上。

扎西要出发了，老马问：“你不带秤吗?”扎西一愣，问：“秤?秤是什么东西?”老马笑道：“秤是称分量的，没有秤，你怎么按斤收钱?”扎西摇摇头说：“这个你不用管，我们藏民，良心就是秤。”

扎西骑着马，赶着两头牦牛走了。老马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心想：这些菜，按斤论价，怎么也得卖个百八十块的，不知道这个憨家伙能不能卖到钱。

    老马钻进了菜园子门口的帐篷里，他要等扎西回来。一觉醒来，老马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半了。老马走下山，远远的，就看到扎西赶着两头牦牛回来了。

看到老马，扎西忽然兴奋起来，他不管那两头牦牛了，打马快跑着赶到老马面前，身姿矫健地跃下马背，有些激动地说：“马顾问，钱，我卖到钱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纸币，炫耀般用双手捧到老马面前。

老马一看，这些钱有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大约得三百多块。老马迟疑地问：“这都是今天卖的钱?这么多?”扎西拍拍胸脯说：“是的，都是今天卖的!”老马禁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问：“扎西，你没有秤，怎么收钱呀?”

扎西说：“菜就放在地上，谁喜欢哪样菜就拿走，拿多少都行，钱也是随便给，给多少随心……”老马心里一动，茫然地看着扎西问：“这就是你说的，藏民的良心秤?”

    扎西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马的眼睛湿润了。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林克艾普大数据，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可以预见的是，未来00后的数字阅读潜力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摘编自林克艾普公司《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个百分点，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人口识字率持续上升；2014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并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对国民图书阅读量、阅读习惯、数字阅读发展趋势等进行统计研究。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2014年人均图书阅读量4.56册、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0%，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也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差距不小。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确实没时间读书，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8个国家平均值5.736小时，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中国人工作强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天下趣事网《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父亲生于1949年。过去，他总是响亮地跟别人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不过，很久没听他再这么说了。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跟副食品店员、纺织工人合称“三件宝”。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拖着大皮卡的那些货车司机，敞开车窗，赤着膊，肩头挂根油腻腻的毛巾，边扭动方向盘边朝窗外吐痰，或者逆着风大声讲粗话。父亲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他无论跑多远，都穿得整整齐齐的，第二颗扣子永远扣牢以支撑衣领的挺拔，皮带卡在第二或第三只眼上，坐再久也不松懈。90年代初，发胶刚刚开始流行那阵，父亲的车上就一直备着一瓶，风从来吹不动他的大背头。人们说，①父亲倒像一个开礼仪车的，后边那一大卡车的货物，就像一支仪仗队 ， 父亲领着他们在盘山公路、国道上拉练。我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驾驶室上挂着一个小相框，倒不是常见的平安符之类的东西，也不是毛主席肖像，是他80年代在彩虹照相馆拍的4寸艺术照。所谓艺术照，也就是在黑白相片的基础上，涂上些彩色，眉毛加黑了，嘴唇微红，衬衫涂成了蓝色。坐在抖叽抖叽的驾驶椅上，父亲看看远方的路，又看看近前的艺术照，心里不知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跟那照片一样的笑容，臭美地、轰隆隆地开向目的地。

    母亲在家守着我们兄妹二人，参照隔壁印刷厂工人老王一家五口的日子，时间就在做相对运动，跑得又快又漫长。……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可我们还是不甘心。我们趴在父亲的卡车轮子边，用手摸着厚厚的轮胎，想要从那些粗糙的纹路里，找到父亲碾过的地方，张家界、桂林、南京长江大桥、嘉峪关……最后，我们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

    有一天，吃过晚饭，②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母亲也凑了过来，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她激动了半天，说，哎呀，这就是宁夏啊。原来她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从此杳无音讯，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所以，她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

（节编自黄咏梅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