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

    （二）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五九

文/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是老舍的短篇小说。于1931年10月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1期；后被收入1934年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集《赶集》。②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