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新华网）

材料二：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玛，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新浪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一直以来对于网约车等新兴业态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在拿不准其未来的发展和影响时，往往会对创新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以便“让子弹飞一会儿”。事实证明，网约车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社会空闲资源得以重新组织和优化使用，这为网约车赢来了生存空间。

    然而，当其发展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并放大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此次各地方出台新政的背景中，“安全”与“拥堵”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网约车司机数量急剧膨胀，行业恶性事件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心中权衡便利与安全的天平正在渐渐倾向后者；另一方面，在一线大城市已近饱和的道路交通条件下，有城市数据显示，近两年拥堵程度的增加与网约车的发展呈现正相关，这在分城施策时是不可能不考虑的因素。显然这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该如何监管的问题。

（《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9日  有删改）

材料二：

    截至去年12月，我国网约专车和快车用户规模已达2.36亿人，同比增幅超40%。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作为“互联网+交通”的创新业态，网约车解决了传统出行的很多痛点，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刚需。但急速生长下，泥沙俱下，监管滞后，网约车市场出现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事件在所难免。

    “除了个人信息安全、行车安全、资费合理性等问题外，保险、乘客司机纠纷等问题也不容忽视。”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很多网约车没有商业保险或者购买家庭自用性质的保险，出现交通事故后消费者无法到保险公司索赔。

（《人民日报》2018年05月10日  有删改）

材料三：

    5月6日晚间，空姐李某珠在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了一辆顺风车赶往市内后遇害。郑州市办案民警对媒体表示，作案人员是一名滴滴司机，身上携有凶器，仍在潜逃中，警方正在抓捕。

    5月10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网约车司机刘某华（男，27岁，郑州航空港区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经专案组用技术手段追踪，显示嫌疑人刘某华作案后弃车跳河，现警方正在相关区域全力展开搜捕。

    5月11日，在警方通报的疑犯刘某华落水地点，发现了一具尸体，疑似嫌犯。具体确认还需要待打捞出来以后做DNA鉴定。

    同日，滴滴平台发布消息称，自5月12日零点起，顺风车业务在全国范围内下线，停业自查整改一周；其他平台业务对全量司机全面审查，用一切手段清理平台上可能的人车不符情况；运营及客服体系全面整改。

（《检察日报》2018-05-12有删改）

材料四：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司机无证上岗或被列失信黑名单

    交通运输部官方微信今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未取得平台、车辆、驾驶员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驾驶员，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且6个月内仍拒不改正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列入失信联合惩戒主体名单（以下简称“黑名单”）。发生上述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失信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直接列入“黑名单”。

（《新华网》2018-05-11节选）

材料一：

    文化产业近年来的表现，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2014年，在“反四风”的形势下，演出市场及舞台演出制作公司60%倒闭，艺术品、画廊行业持续低迷；同时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同质化、地产化、空壳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的影视基地、文化产业园区以及主题公园70%—80%处于大面积的亏损；另一方面，我国部分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有了超常的发展，文化企业在创业板的表现突出，成为资本市场“新宠”。与此同时，由于创业板文化类企业上市前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上市后有动力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寻求企业外延式的扩张，进行产业整合，提高企业整体水平，从而改变过去的竞争局面，截止2014年底，市场每6天就有一起并购案。同时加上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参与，在政策、资本和市场三方合力下，文化产业正发生着质和量的飞跃，即从一味模仿国外，开始转向利用本民族文化向自主创新发展。

    文化产业这些现状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在低水平，企业规模小缺乏市场竞争条件下，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要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着重大调整的机遇，这些文化产业的基本情况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

（摘编自于建玮《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材料二：

分行业类型来看，2016年文化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6%，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6%；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增长13.0%，占9.3%；而其中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7.5%，占52.1%，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此外，2016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00元，比2013年增长38.7%；属于文化服务业的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4.7%，高于2013年4.4%的水平，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构成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材料三：

    作为国内首档大型文化创意创投类电视综艺节目，《创意中国》选择的制作路径——文创、投资、综艺跨界融合，则显现了其对文创产业“痛点”的把握，即搭建项目、创业者与金融、投资者对接的平台，让文创业者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

    节目依托综艺这一日臻成熟、表现力强的艺术形式，以及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的播出架构，形成了更具关注度、话题性、实效性的平台。投资人、文化名人、创业达人做嘉宾，或给出前瞻规划，或提供理性建议；投资机构代表和百姓投资人组成“百人天使团”，根据各自投资意愿，选择文创业者与项目。对参加《创意中国》的文创团队和创业者而言，闯过“猎奇好创意”“创意秀出来”“资本爱创意”三关后，就可以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就可能遇到投资的“天使”。从《创意中国》录制开始，短短3个月，就有12家创业公司与现场的投资机构确定了合作意向。

（摘编自梅松《为文创搭建更多对接资本的平台》）

材料四：

    文化旅游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有机循环体系。在不断升级的旅游需求和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单纯的文化与旅游的集聚已难以立足。未来，文化旅游的融合度将会越来越高，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将以有效融合为核心。在一个开放的文化旅游循环中，文化和旅游是主体，但非唯一的存在，而是融合了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有机复合体。

    文化旅游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遗址等内容。文化旅游所应传达给人们的美，不只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中，也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痕迹。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在文化的熏陶中得以丰富，文化在旅游的认识中得以传承。文化旅游，因文化而集聚人气，因旅游而塑造人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创意驱动个性凸显 文化旅游进入2.0时代》）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教育能使人视野宏阔、见识丰盈，并塑造人的价值观，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在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却演变成为撕书直播。

    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读书无用论”渐渐流传，一是因为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因为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会忘记。

    读书有何用？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也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二是，尽管生活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铲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诸如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生等教育改革举措，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

    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者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2017年文化类综艺节目核心选题比例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国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terrible Fitzro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色列Arom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 so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Cilic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画》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