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翻开历史地图可以看到，唐、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合绘的版图很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的版图，而且不同时期版图变动的幅度十分明显。这种情况说明，这些时期中国的历史疆域尚未完全形成。比如，宋朝与辽、金等王朝大致互为“敌国”关系。不过，这个“敌国”关系反映的是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古代国家并无国家主权、国界等现代意义上的观念，而且“敌国”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也可能向臣属、从藩的关系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汉、唐等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并无明确区分边疆与邻邦并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而是主要通过推行以朝贡、封赏为基本内容的封贡制度，将自身的观念、制度、文化等传播到华夏地区以外的区域，企望形成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圈。元朝则对南部边疆与邻邦分别施以不同的治策。在云南行省辖地，元朝普遍设置统治机构并推行土官制度，征收赋税、推行儒学教育；对安南、缅国、占城等实际上是邻邦的藩属政权，则实行派遣达鲁花赤（掌印官）、按期纳质朝贡、君王定期入觐等制度。这说明，元朝在新的高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对边疆与邻邦实行不同的治策，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疆域趋向形成的事实，原先的“敌国”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研究中国边疆史，需要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地缘政治是指与地理因素相关的政治问题。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认识，并形成了一些相关思想与策略。中国的历史疆域逐渐形成并趋于巩固，关键是中原王朝较好处理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形成了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机制，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由原先微弱的影响发展为实际上的有效统治。中原王朝地缘政治观的特点，是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并受到注重天人关系、强调等级制度、以文化分尊卑等观念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边疆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形成了以下治边方略：“守在四夷”的方略，对蛮夷施行德治、教化的方略，通过封贡制度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

    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博弈的参与者、利益得失、策略、信息四个要素中，策略是核心，直接关系到博弈的胜负。在边疆治理中，中原王朝逐渐形成博弈谋胜的方略，大致包括注重长远和全局的方略、善于造势和用势的方略等。中原王朝往往以农业文明为固守基点，以华夏之地安定繁荣、避免周边势力侵扰为宗旨，表现出企望和平、退让保守的倾向。中原王朝幅员广阔、情况复杂，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因此形成了“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的原则。在边疆事务中，中原王朝在信息获取、情况反馈与用兵效率等方面并不占优势。因此，扬长避短、避免争一时之短长，通常被统治者奉为治边的圭臬。但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理中善于用势，若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就能果断决策、大胆出击，辅以可以调动的雄厚资源，最终获得胜利。

（摘编自方铁《抓住重点问题推进中国边疆史研究》，有删改）

拥有心智生活

周国平

    ①心智生活就是心灵生活和智力生活的合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心智生活的特点是内在性和非功利性，心智的运用、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快乐。

    ②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当然都是需要的。只有外在生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谋生和交际，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庸人。只有内在生活的人极少，往往是某一类天才，同时往往也是世人眼中的或真正病理意义上的疯子，例如荷尔德林、尼采。有两者皆优的天才，例如歌德、拿破仑。真正的伟人必有伟大的心智，心智不伟大者不可能有伟大的事功，但心智伟大者未必有伟大的事功。

    ③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并非只有科学家、学者才能过智力生活，只有诗人、哲学家、宗教家才能过心灵生活。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精神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有意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④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要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作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 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拯救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⑤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节选自周国平散文集《安静》，有删改）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照“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毁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约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频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内呈明纳税，倘有逾限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变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摘编自赵畅《读书是一种“遇见”》）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于“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实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