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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鱼断气
清明时节有微雨。不知怎么就想起了父亲。他这辈子对母亲是没说的。
大概是1969年前后，母亲因肝病导致脸部浮肿。肝病一向有“女怕脸肿，男怕脚肿”的说法，除此之外，她还伴有黄疸、全身乏力、脾肿大等症状。父亲多方打听求诊，医生授一消肿利水的奇方——鲫鱼汤，而且鱼要三两以上，药效才好。
这可难住了父亲，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菜市场里绝对没有活鱼供应。他便去“黑市”，也就是地下自由市场购买，说是市场，其实就是鱼贩的流动摊位，如同间歇泉一般地时隐时现。更要命的是，因为“历史问题”，父亲还是“戴罪之身”，常去黑市是犯忌的。但为了母亲他义无反顾，黑市买来鲫鱼马上操作，按每碗鱼汤100克鱼计算，剖200克鲜鱼熬约30分钟，待骨肉分离时捞出骨渣，这时鱼汁呈白色，略注黄酒与蜂蜜，再熬十分钟，倒入两碗，早晚服用。十天后，母亲脸部的黄疸消退，再服十天，两眼黄疸大退，月余黄疸全消。他们即去医生处报捷，医生看了一眼说：“浮肿未退，继续。”父亲一听，傻了，医生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当时父亲的月收入才三十六块，时值冬令，鲫鱼少而贵，鲜活的、三两以上的更贵，每天一条，总得八毛钱左右，甚至一元，一个月下来，岂不是要把家里掏空了。而且医生还不知道，为了抢一条活鱼，父亲多少次揎拳捋袖，和人在鱼摊前撕作一团。
“一定要活鱼吗？”父亲只问了一句。“当然!”医生顿了顿，又说：“刚咽气的也行。”
父亲一回家就去了黑市，而且很久没回来，母亲不放心了：“怎么回事呢？阿二去看看!”
天已擦黑。路灯下，我远远地看见父亲正蹲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搪瓷盆子—那时卖鱼的都把鱼放在搪瓷盆里，以便稍有风吹草动就提盆走人。而鱼贩则尴尬地注视着父亲，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对峙。此时的西北风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父亲蜷缩着冻得簌簌发抖的身子，但仍然坚定地蹲着。见我在他身边蹲下，父亲转脸尴尬地对我笑笑，然后附着我耳朵悄悄地说：“我在等鱼断气。”
我不解地看着他，没说话。为什么活鱼不买，要等到它咽气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黑市的规矩，鱼一死，就腰斩而沽，一条一元的鲫鱼就可能暴跌到四五毛。
天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暗，搪瓷盆里的鲫鱼，盖着水草，那腮帮还在一口气、一口气地翁动着，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忽然它不动了。
父亲胜利似的叫起来：“看!它不动了!”鱼贩恹恹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拿去吧，算我输拜侬(吴语：你)!蹲了两个钟头伊港(吴语：竟然)!”
然而父亲还没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飞快地抽出一把剪刀，钱还没付，就一刀刺入鱼腹，剐出鱼肠，那鱼心还在一翁一张呢。
“马上放血，和活鱼有什么两样呢？”他得意地对我眨眨眼，那鱼贩见状，眼珠瞪得老大，傻了。
这以后，父亲就成了“老蹲”。或许被父亲的举动所感动，或许觉得父亲“老举(吴语：资格老、经验足)识货”，可以省却与人的反复解释，鱼贩到后来都会主动招呼他：“过来吧老胡，格条鱼，快勿来赛哉(吴语：快不行了)!”
日子久了，他还蹲出了经验，并授我心法：背脊黑黑的鲫鱼，不要去蹲守，有得辰光可拖了。只有濒死之鱼，身上鳞片才会越来越黄、越来越白，及时一蹲，可以少吃多少西北风!
但西北风还是没有饶过他，大概第一天蹲守时就着了凉，以后他天天拖着清鼻涕去蹲守，撑了十天左右终于倒下，发高烧到40℃。
眼见母亲的浮肿在慢慢消退，不能功亏一簧，父亲决定派我去蹲守。
我那时还小，天天蹲在寒风里发抖，鱼贩看了于心不忍，常常主动喊我去拿将死未死之鱼，有的甚至将刚死之鱼直接剖了，扔过来，也不收钱。长大后读书，每每读到“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便会想到他们。
大概一个月后，母亲的浮肿全然退去。
那是1969年上海的冬天。高天固然滚滚寒流急，大地却仍有微微暖气吹。
(作者：胡展奋。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