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遗……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清时期政治发展的趋势

材料四：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开始，是后世追求民主、自由的不蝎的智慧源泉，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

——任建林《关于古希腊民主制度之局限研究》

材料一：明代内阁大学士无定额。永乐年间有七人，宣德年间有十四人，万历年间有二十人，崇祯年间有五十人。明代内阁无属官。然而清代的内阁制就有不同；清代内阁大学士的名额，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为四员，到了乾隆十三年以后，才规定满汉学士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或一员或二员，非有缺不可递补。至于内阁官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中书舍人、典籍，其下又分设十二个小机构，为国家行政中枢，远较明代内阁组织庞大。这也导致清代内阁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

材料二：明太祖创设殿阁大学士之始，仅令其侍左右，备顾问，并不知与国政。迨仁、宣之世，创设票旨制度之后，大学士已参预政事，其后又有首辅、次辅之分，票拟仅决于首辅一人。然清则刚好相反，清内阁制成于康熙时代，然此时便有翰林院分去内阁一部分的职掌，因翰林院的职务亦为掌制诰以备顾问的机关。至雍正时，为对西北用兵而另设军机处，参掌机密，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比较》

材料：刘健政治生涯中的主要业绩及影响正是在号称“中兴”的弘治时期与正德初期，是处在密勿之地的内阁中，以皇帝重要辅臣的角色实现的。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仗义执言，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明世宗实录》在概括刘健一生政治经历及作为时说：“健，性简静，重风节。在翰林闭户读书，不事交游。入阁，练习章，有经济才。既受知孝庙，尽言匡正，多所采纳。大渐之日，召至榻前，顾命累卜数言。逮事武宗，册大婚、耕藉田、幸太学、颁诏天下，肃然正始。会逆瑾导武宗游畋荒政，健累疏，极请诛瑾，皆不报。遂谢政归。人称健进退有古大臣之节，为近世贤辅云。”清代，张廷玉等人奉敕纂修《明史》中也称：“健学问深邃，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为首辅期间与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

——颜中其《近几年历史人物研究状况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