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中国明清时期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但至今仍然难以有定论。

——摘编自邵军鹕《从“李约瑟难题”到文化自信》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宋应星出生于明晚期士大夫家族，勤奋好学，激烈的科场竞争，曾留给他屡次不中的阴影，这让宋应星更多关注生产领域的工艺流程，他查阅古今多种资料，精心研究构思，1637年写出《天工开物》并初刊。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反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记：“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別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揮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惟恃冶铸也。”《天工开物》中的“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

——摘编自《一代科学巨匠的百年孤独》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流传着以嫦娥奔月为代表的“飞天”神话，同时也有很多飞天的尝试。《汉书·王莽传》记载，当时有人使用鸟羽制成两只人工翅膀捆绑在身上，再装上环钮等器件，弹地而起后飞了数百步。宋代，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技术手段——火箭，借助火药燃烧向后喷火所产生的反作用力，箭可以飞得更远。明代，中国的火箭技术更加发达，出现了原始的两级火箭——火龙出水。火箭的发明，给人们遨游太空的梦想带来了新希望。据一些西方文献记载，明朝初年，一位叫做“万户”的官员做了一次“飞天”试验。他将47支火箭和两只风筝绑在椅子上，点燃火箭试图飞向天空，但是飞天椅最后摔到山坡下，他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万户的勇敢精神受到人们的肯定和敬仰，他也被认为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交通工具的第一人”。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第17期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了航天科技工业在国防建设、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对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创立了中国的航天事业，这是确立我国大国地位的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把发展航天技术纳入“863”计划。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并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先后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用不到30年的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摘编自林溪《中国“飞天简史”：从梦想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