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孱头” “昏蛋”“废物”比喻：{#blank#}1{#/blank#}。

带伤的美丽

梁衡

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尴尬。40年后，当我重回内蒙古乌梁素海时，遇到的就是这种难堪。

乌梁素海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东边的乌拉山下。4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曾在这里当记者。叫“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当地人称湖为海子，乌梁素海是“红柳海”的意思。红柳是当地的一种耐沙、耐碱的野生灌木。单听这名字，就有几分原生态的味道。而且这“海”确实很大，历史上最大时有1200多平方公里，是地球上同纬度的最大淡水湖。每当船行湖上时，我最喜欢看深不可测的碧绿碧绿的水面，看船尾激起的雪白浪花，还有贴着船帮游戏的鲤鱼。而黄昏降临，远处的乌拉山就会勾出一条暗黑色的曲线，如油画上见过的奔突的海岸，当时我真觉得这就是大海了。

那时，市场上物质供应还比较匮乏，城里人一年也尝不到几次鱼，但这海子边的人吃鱼就如吃米饭一样平常。赶上冬天凿开冰洞捕鱼，鱼闻声而来，密聚不散，插进一根木竿都不会倒。那时，每当外地人一来到河套，主人就说：“去看看我们的乌梁素海！”眼里放着亮光，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

这次我们真的又来看乌梁素海了。7月的阳光一片灿烂，我们乘一条小船驶入湖面，为了能更有效地翻动历史的篇章，主人还请了一些已退休的老“海民”，与我们同游同忆。船中间的小桌上摆着河套西瓜、葵花籽，还有油炸的小鱼，只有寸许来长。主人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海子里最大的鱼，也不过如此了。我顿觉心情沉重。40年前打鱼，是用麻绳结的大眼网。三斤以下的都不要，开着70吨的三桅大帆船进海子，一网10万斤，最多时年产500万吨。打上鱼就用这湖水直接煮，那才叫鲜呢。现在，这水你喝一口准拉肚子。”

海上泛轻舟，本来是轻松惬意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应了李清照的那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今天坐的船真的由过去的70吨三桅大船退化成像一只蚱蜢似的舴艋小舟。

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大自流灌区之一。黄河自宁夏一入内蒙古境，便开始滋润这800里土地。经过总干、干、分干、支、斗、农、毛七级灌水渠道，流入田间，又再依次经总排干、排干等七级排水沟，将水退到乌梁素海，在这里沉淀缓冲后，再退入黄河。所以，这海子是河套平原的“肾”，首先起储水排水的作用。同时，又是河套的“肺”，它云蒸雾霭，吐纳水汽，调节气候。所以才有800里平原的旱涝保收，才有和北面乌拉山著名的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的美景。但是，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工厂增多，农田里化肥农药增施，而进入湖中的水量却急剧减少，水质下滑。你想，排进湖里的这些水是什么水啊？就是将800里平原浇了一遍的脏水。河套农田每年施用农药1500万吨，化肥50万吨，进入乌梁素海的工业及生活污水3500万吨，这些都要洗到湖里来啊。所以，当地人说，乌梁素海已经由河套平原的肾和肺，退化为一个“尿盆子”了。

抚今追昔，虽清风拂面，还是拂不去心头的一怀愁绪，我便到后甲板散步。只见偌大的湖面上，用竹竿标出二三十米宽的一条水道，我们的这个“舴艋”小舟只能在两竿之间小心地穿行。原来，湖面的水深已由当年的平均40米，降为不足一米，要行船，就只好单挖一条行船沟。我再看船尾翻起的浪，已不是雪白的浪花，而是黄中带黑，像一条刚翻起的犁沟。半腐半活的水草，如一团团乱麻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再也找不见往日的碧绿，更不用说什么清澈见鱼了。乌海难道真的应了它的名字，成了乌黑的海、污浊的海？只有芦苇地发疯似地长，重重叠叠，吞食着水面。主管农水的领导说，这不是好现象，典型的水质富营养化，草盛无鱼，恶性循环。

现在如果你不知内情，远眺水面，芦苇还是一样地绿，天空还是一样地蓝，水鸟还是一样地飞，猛一看好像无多变化。可有谁知道这乌梁素海内心的伤痛，她是林黛玉，两颊微红，弱不禁风，已经是一个病美人了 ， 也是在强装笑颜，强支病体迎远客。我举目望去，远处的岸边有些红绿房子，泊了些小游船，在兜揽游客。船边地摊上叫卖着油炸小鱼，船上高声放着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我一下想起那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受伤的海子、焦渴的大地，我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找回昨日的美丽。

（选自201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 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 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 ，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 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活着

余华

    到了中午，里面有医生出来说：“生啦，是儿子。”

    二喜一听急了。跳起来叫道：“我没要小的。”

    医生说：“大的也没事。”

    凤霞也没事，我眼前就晕晕乎乎了，年纪一大，身体折腾不起啊。二喜高兴坏了。他坐在我旁边身体直抖，那是笑得太厉害了。我对二喜说：“现在心放下了，能睡觉了，过会再来替你。”

    谁料到我一走凤霞就出事了，我走了才几分钟，好几个医生跑进了产房．还拖着氧气瓶。凤霞生下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凤霞死后躺到了那间小屋里。我去看她，一见到那间屋子就走不进去了，十多年前有庆也是死在这里的。我站在雪里听着二喜在里面一遍遍叫着凤霞，心里疼得蹲在了地上。雪花飘着落下来，我看不清那屋子的门，只听到二喜在里面又哭又喊，我就叫二喜，叫了好几声．二喜才在里面答应一声，他走到门口，对我说：“我要大的，他们给了我小的。”我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二喜，我们回家吧。”

    二喜听了我的话，把凤霞背在身后，我们三个人往家走。

    那时候天黑了。街上全是雪，人都见不到，西北风呼呼吹来，雪花打在我们脸上，像是沙子 一样。二喜哭得声音都哑了，走一段他说：“爹，我走不动了。”我让他把凤霞给我，他不肯，又走了几步他蹲了下来，说：“爹，我腰疼得不行了。”

    那是哭的，把腰哭疼了。回到了家里，二喜把凤霞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上盯着凤霞看，二喜的身体都缩成一团了。我不用看他，就是去看他和风霞在墙上的影子，也让我难受得看不下去。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 等我烧开了水端过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了。

    那晚上我在二喜他们灶间坐到天亮，外面的风呼呼地响着，有一阵子下起了雪珠子，打在门窗上沙沙乱响。二喜和凤霞睡在里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寒风从门缝冷飕飕地钻进来，吹得我两个膝盖又冷又疼，我心里就跟结了冰似的一阵阵发麻，我的一双儿女就这样都去了。到了那种时候，想哭都没有了眼泪。我想想家珍那时还睁着眼睛等我回去报信，我出来时她一遍一遍嘱咐我，等凤霞一生下来赶紧回去告诉她是男还是女。凤霞一死，让我怎么回去对她说？

    有庆死时，家珍差点也一起去了。如今凤霞又死在她前面，做娘的心里怎么受得住。第二天，二喜背着凤霞，跟着我回到家里。那时还下着雪，凤霞身上像是盖了棉花似的差不多全白了。一进屋，看到家珍坐在床上，头发乱糟糟的．脑袋靠在墙上，我就知道她心里明白凤霞出事了，我已经连着两天两夜没回家了。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二喜本来已经不哭了，一看到家珍又呜呜地哭起来，他嘴里叫着：“娘，娘……”

    家珍的脑袋动了动，离开了墙壁。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二喜脊背上的凤霞。我帮着二喜把凤霞放到床上，家珍的脑袋就低下去看凤霞，那双眼睛定定的，像是快从眼眶里突出来了。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家珍会是这么一副样子，她一颗泪水都没掉下来，只是看着凤霞，手在凤霞脸上和头发上摸着。二喜哭得蹲了下去，脑袋靠在床沿上。我站在一旁看着家珍，心里不知道她接下去会怎么样。那天家珍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偶尔地摇了摇头。凤霞身上的雪慢慢融化了以后，整张床上都湿淋淋了。

    凤霞和有庆埋在了一起。那时雪停住了，阳光从天上照下来，西北风刮得更凶了，呼呼直响，差不多盖住了树叶的响声。埋了凤霞，我和二喜抱着锄头铲子站在那里，风把我们两个吹得都快站不住了。满地都是雪，在阳光下面白晃晃刺得眼睛疼，只有凤霞的坟上没有雪，看着这湿漉漉的泥土，我和二喜谁也抬不动脚走开。

 (节选自余华《活着》）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材料一：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 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 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 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 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 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 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 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 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 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 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 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 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 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 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 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 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选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942年5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其核心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 群众”的问题，《讲话》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正是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创作的大趋势开始走向人民大众，走向民间。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新秧歌运动，从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到《白毛女》这 个集合全院力量创作的新歌剧，都是毛泽东提倡的雪中送炭的艺术。农民看了《白毛女》，投身 到批斗恶霸的土改热潮中；战士看了《白毛女》，高喊着“为喜儿报仇”，杀敌立功。鲁艺文工 团演员、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说《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支援了战争、支援了土改。延安文 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走向了新的道路，以鲁艺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错 纠偏，造就了延安的文艺繁荣。正是因为以人民生活为创作源泉，以工农大众为创作的主体对 象，鲁艺的文艺作品才会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这对当下我们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有 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讲话》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文艺，鲜明地指出文艺的人民性这一基本立场，只有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的人民文艺。《讲话》中关于解决文艺 工作者的态度问题也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深刻内涵。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态度怎么样，同时也决 定着人民是否接受他们创作的作品。只有人民接受了，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普及；只有倾听了 人民的呼声，人民接受了、深入人民了、打动民心了，文艺作品才能不断地提高。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如是说。2014年10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同样将“人民性”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 位置。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 本位的文艺，要让人民成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摘编自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延安文艺”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