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春色不忧伤

迟子建

    在我的故乡，十月便入冬了。雪花是冬季的徽标，它一旦镶嵌在大地上，意味其强悍的统治开始了。虽说年分四季，但由于南北不同和季节差异，四季的长度是不相等的，有的春短，有的秋长。而我们那儿，最长的季节是冬天。它裹挟着寒风，一吹就是半年，把人吹得脸颊通红，口唇干裂。人们在呼号的风中得大声说话，不然对方听不清。你走在户外，男人的髭须和女人的刘海，都被它染白了。所以北国人在冬天，更接近童话世界的人，他们中谁没扮过白须神翁和白毛仙姑呢？

    被寒流折磨久了，被炉火烤得力气弱﹣﹣被冬日单一蔬菜弄得食欲寡淡的人，谁不盼着春天呢？春天的到来是最铺张的。三月中旬吧，就有它隐约的气息了。连续几个晴天后，正午时屋檐会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那是春天的第一声呼吸，屋顶的积雪开始融化了。人们看见活生生的水滴，眼里泛着喜悦的光影。但别高兴得太早，春天伸了一下舌头，扮个鬼脸，就不见了。寒流的长鞭子又甩了出来，鞭打得人还不能脱下冬衣。人们眼巴巴地看着屋檐滴水时凝结的冰溜儿，就像望着脆弱的琴弦，不敢把动人的旋律弹奏。到了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全然融化了，家家的白屋顶露出了本色，红瓦的现出热烈的红色，青瓦的现出深沉的钢青色，这时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雪花隐遁，天空由灰白变成淡蓝，太阳苍白的面庞有了暖色，河岸柳树泛红，林中向阳山坡的达子香花，羞答答地打骨朵了，人们饲养的家禽，开始在冬窝里频频伸展翅膀，想啄春天的第一口湿泥，做自己的口红。这时的春天怎么说呢，是婚日的盛装的新娘，呼之欲出了！

    到了五月，春天波涛汹涌地来了，所有的生命都荡漾在它明媚的波涛里！地上的草，林中的树，园田的菜圃，呈现着一派娇嫩的绿；山间原野的花儿，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蓝的如宝石，红的如玛瑙，白的如珍珠，金黄的如琥珀。这时窗缝的封条撕下来了，门上用于抵御寒风的棉毡也取下来了，人们换下棉衣棉裤，家禽们又可以寻觅园田肥美的虫子，作为它们的小点心了！

    但这样的春色，也许过于寻常，并没有烙印在我心灵深处。我对最美春色的记忆，居然与伤痛联系在一起。

    那年5月3日，爱人在归乡途中车祸罹难，我赶回故乡奔丧。料理完丧事，回到塔河，正是新绿满枝的时候。姐姐见我很少出门，有一天领着孩子，拉着我去堤坝走走。太阳已经很暖了，可走在土路上，我却觉得脊背发凉。堤坝是我和爱人常去的地方，我们曾在河边打水漂，采野花，看两岸的山影、庄稼和牛羊。我走下堤坝，看到几棵嫩绿的柳蒿芽，随手采了，那是我和爱人喜欢吃的野菜，把它用开水焯了，蘸酱吃鲜美无比。我采了柳蒿芽，又看见了野花，白的，粉红的，淡蓝的，星星似的眨眼。我没有采花，因为以往采回的野花，会放到床头桌上，照亮两个人的梦境。想着爱人与这样的春色永别了，想着再无人为我采撷这大好春色，伴我入梦，我忍不住落泪了。我怕姐姐看见，便朝茂密的柳树丛走去。泪眼中的春色飞旋起来，像一朵一朵的云，在人间与天堂之间绽放，那么迷离，那么凄美！四野寂静，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我最爱的词人辛弃疾，曾写过“春风不染白髭须”的名句。是啊，春风染绿了山，染红了花，染蓝了天，染白了云，可它不能把我们的白须白发染黑，不能让岁月之河倒流。但春风能染红双唇，让它在夜深时隔着时空，轻唤你曾爱过的人。

（选自2016年4月1日《文汇报》，有删改）

总有那一片蛙声

古清生

    ①在南国的时候，我的窗前有那么一块低洼的草地。春天的日子来临，它便会生长许多的小草，甚至开出一些小小的花朵，招引一些蜜蜂在那里抖着金翅嗡嗡地飞。小孩子们很喜欢在那块草地上采花或者玩一些他们认为好玩的游戏。这样的日子总是很温馨的，因为阳光、花草和小孩子们，足以把春天装点得美丽而又亲切，让人忍不住掩卷，心驰神往。但是在五月的时节，就会有一场场的雨水降临，雨水把草地旁的冬青树洗得很绿，那种很清凉的绿，并且注满整个的草地。于是孩子们用纸折起小小的洁白的纸船，来到草地那片水洼子上，启航他们的小小的梦想。

    ②唯有月夜，那块草地是完全属于我的。这时候夜安睡了，一轮皎洁的月儿来到水洼子上，映得那水一片白。在白水之上，忽然有不知来于何处的小蛙，欢快地跌跌撞撞地跳跃着，仿佛是要把那一轮月儿从水中端详个究竟，或者坐在月儿之上，让月儿浮托它走。小蛙们如同孩子，待它们游戏得尽情的时候，就一齐坐在水上唱歌。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离不去的蛙声了。惯于在夜里读书和写作的我，就极爱着那一扇窗，起起伏伏的蛙声，让我的思绪飘浮，滑入了季节的深处。

    ③但我却没有了南国的那一扇窗子，羁旅北京的日子很长，我的窗前，纵是也有这样一块草地，一簇绿柳，甚至在春天的阳光里，还会有一树杏花装点。但是北国没有雨季，我看不到小孩子们折纸船的情景。北京是要到七月或者八月才会有雨，那是槐花开放的时节了。北京的雨会与槐花下了一街，一街的槐花雨把整个日子都流淌得芬芬芳芳，但就是这样的雨，仍不会积上一洼水，引来天使一般的小蛙。所以即使雨后有月，她也在这芬芳里找不到栖落和梳洗的地方。

    ④我固执地想，如是北京的槐花雨能够积成一个洼子，积成一个清浅的弥漫着槐花芬芳的水洼子，有一轮皎月把水映得银银的白，有一群天使般的小蛙，它们围着月儿唱歌，那该是多么的好啊。我常常在雨后的北京的夜里出走，我以为我是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它就在某一扇窗下，甚至那窗前也有一个痴情展卷的学子，甚至水边，还留着孩童戏水的赤足的脚印。可是，我的出走也只是出走，我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想终归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是我没有找见它罢了。

    ⑤居京的月夜，于我，它是散文化的时光 ， 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的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此时人便恍惚地进入以往的时光，一颗羁旅中的心，忽然的一热，为之深深的感动。但待我有心凝神细细地聆听，却发现窗外是一片寂静，静得月的清辉飘落到柳叶儿上发出的细小的沙沙声都能够听到，只是没有了蛙声，此时的我，这才感到深深的失落。

    ⑥春天的今夜，便又是这样。我打开了电脑，轻轻地敲出一段怀想的文字，不觉间窗外就有了一片蛙声，是如许的亲切，如许的温馨。它拂动着春夜的暖风，沿了情感的脉络缕缕入心。然而我猛然地觉醒，却分明是，寂夜无边！人不由地发现，那暖暖的一缕情思，竟化成两滴浸冷的泪珠，冰凌般 地挂在两腮。

（摘自古清生《漂泊者的晚宴》）

背后的子弹

包利民

    冲出战壕的时候，班长赵锐只觉得兴奋，他大步向前，狂风，还有子弹的呼啸。他都没有一点儿的恐惧，这样的场景他经历得太多了，竟是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忽然，一丝莫名的凉意夹杂着不安涌上心头，只觉背后异样，猛回头，却见战士钱万里正跟在身后十来米处，黑洞洞的枪口晃动着，不时划过他的后心，他不禁颤了一下。

    赵锐瞬间想起，许多次战斗都是这样，冲锋的时候，钱万里就跟在他后面不远处。他的心更是紧提了起来，作为班长，他没少收拾这个沉默的战士，总是找茬让他吃些苦头。有时是钱万里真的犯了错，有时是无事找事，不为别的，他就是讨厌钱万里的冷淡与冷漠，这个兵蛋子，不会讨好班长，也不会笑，让人心里不舒服。赵锐回想起刚才钱万里看着他的目光，比那枪口更让人心生寒意。事实上这种眼神赵锐在钱万里的眼中已看过多次，说不出的阴寒。这小子总跟着自己，不会瞅冷子照自己放上一黑枪吧！

    钱万里的心里也的确是这么想的。每次冲锋，他都紧紧尾随赵锐，他甚至无视迎面而来的弹雨，眼中只有那个让他痛恨的背影。他是有着痛恨的理由的，他才十八岁，偷偷跑出来参军，就是为了躲避养父母的虐待。从小到大，他是在阴暗的际遇中成长起来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温暖，虽然不至于去恨每一个人，可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本份地当一个兵，作战也勇敢不退缩，可这却引来了班长的不满。有一次他不小心打翻了自己的那份饭，却被班长痛斥，不但饿着肚子，还被关了一夜的禁闭。他没想到逃出那样的家庭，却又迎来这么一个班长。他的恨便疯长起来，每一次他的手都攥得发白，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

    已经越来越接近敌人的阵地，不少战士都倒在了冲锋的途中。那子弹也越发密集起来，可却影响不了这两个人的推进速度。随着脚步的迈动，钱万里的步枪枪口也在不停地抖动，而枪口的前方，就是赵锐。赵锐也因此一阵阵地脊梁发冷，奔跑的身姿也有些僵硬。前方，敌人已经冲出阵地，战斗的短兵相接异常激烈。混战之际，钱万里觉得机会来了。他不停地开枪打倒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寻找时机向那个背影开上一枪，而这一枪，一定要毙命，还要做成是敌人射击的假相。赵锐听着身后的枪响，见敌人一个个倒下，暗自吁了一口气，同时笑自己的多疑。于是恢复了状态，围拢过来的敌人在他的枪口下一个个倒地。

    冲到敌人阵地前，兵员已经大幅减少，敌人也呈包围之势靠拢过来，几乎四面都有敌人。见这情形，钱万里一阵激动，这就是最好的时机！他机警地四顾，敌人又倒下许多，前面的班长也撂倒了不少，在全排，他们两个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最突出的，钱万里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赵锐才会收拾他。见周围的敌人有些退缩，暂时对自己构不成威胁，钱万里的枪口暗暗对准了前面背影的心脏位置，他相信自己的枪法，手因用力而微微颤抖。全身也出了汗，风更猛，他忽然打了个冷战，感觉到冷。那一瞬间，他记起一个同样寒冷的时刻。那时他躺在战壕里，午夜，冬季，睡梦中被冻得醒过来，而更大的困意再度让他迷糊，只觉得一个草垫子忽然盖在身上。他微微张开眼睛，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影。而此刻，那背影正在清晰。

    赵锐仿佛有预感般转过身来，见钱万里的枪正直直地瞄着自己，他下意识地举枪。钱万里的枪响了，而赵锐的枪也响了。有那么一刻，赵锐觉得无边的寂静，自己仍然站着，转回身去，一个接近他的敌人正在倒地。钱万里见到赵锐开枪，脸上竟露出了微笑，可身上却没有痛的感觉，一个敌人在他身后正慢慢倾倒。

    两人对视了一发。赵锐骂道：“发什么呆，快跟上，小心我收拾你！”钱万里提枪而上，全身的寒冷顿消。战场上，两个身影正所向披靡。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