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唐朝的中央于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各有专司，又互相配合。地方则划分为十道监察区，分设监察御史，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唐朝不仅纠察分巡制度化，而且在对文官的监察中，“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表现了唐代厉行法制，以法治官的时代特点。唐朝还建立了“言谏”制度，设置了谏官组织，谏官有权就国家大事向皇帝言谏。如认为皇帝诏旨措置失当也可以封驳，这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颇值得大书一笔。由于唐代监察宫对维护封建国家的总体利益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倍受重视，其职权也日益扩大。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宋朝废除了唐时宰相对于御史的任用权和荐举权，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不仅如此，凡经宰相荐举为官者，或宰相的亲戚故旧，均不得为御史，借以保证御史对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吏的监督，甚至对御史奏弹不当，也不加罪责。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对文官的有效监督，宋朝强调御史须有实际的行政经验，凡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