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监察的对象是整个官僚体系，即政府内部官僚或行政主体。完整的监察权包括“纠察”和“言谏”两部分，既要厉行对群臣的监察，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重视谏言机制，以广耳目。监察官位卑而权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是中国古代监察法的通行做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官的选任，注重品德和能力，尤重实践经历。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垂直管理，并保持监察官的独立性。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二：历朝历代，虽然监察立法越来越多，监察程序也日益严密，但是权力失控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具文，丧失了监察作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的作用，最终往往导致政权灭亡。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一方面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失控，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却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三：官俸，历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归。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

材料一  《旧唐书》载：“（唐高祖）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吊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北宋初期，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961年秋，赵匡胤当众劝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释大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史称杯酒释兵权。将禁军的鲩领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牵制，规定驻京部队与地方部队实行轮换制，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设立参知政事为副相牵制宰相，设立枢密院管军事分割宰相军权。又设度支、盐铁、户部（称三司）分制宰相的财权。963年，“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形成了以中央文官充任州一级长官的制度，节度使或卒或徙皆以文臣代之。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税收余额由转运使全部送至中央。这些措施对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使北宋长期处于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

——据史绍良《北宋中央集权制度探析》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