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的压力

[英]克瑞斯·罗斯

    我在大街上走着，步履匆匆，因为我快要迟到了，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被什么事耽搁了。我注意到我手中拿着一只香蕉，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拿着这只香蕉，只是隐约觉得这只香蕉对我十分重要，而且肯定与耽误我的事有关。

    然后，在一个拐弯口，我碰到了艾丝尔姨妈。这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姨妈，你好。”我对她说，“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艾丝尔姨妈见到我后并不惊奇。“小心你手中的香蕉！”她说。我大笑，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根重要的香蕉，我会小心的。她提出与我同行，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快要迟到了，必须加快步伐，艾丝尔姨妈走得实在太慢了。

    拐了一个弯，一头大象挡在我们面前。大象出现在别的城市大街上也许不算是奇怪的事，可这是曼彻斯特呀！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我想的是：“糟糕，大象挡住了去路，我真的要迟到了，艾丝尔姨妈和我在一起，我手里还有一只重要的香蕉……”

    我十分着急，然后就醒了。

    “只是一个梦。”我长舒一口气，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会梦到大象、香蕉和艾丝尔姨妈呢？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节目，它每天早晨6点钟自动开启，起到闹钟的作用。我抬头看了一眼表，已经是7点7分了。我必须加快行动，我洗漱时听到一则新闻：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大街上，给行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恍然大悟，或许我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听到了这则新闻的，然后就梦到了大象。

    我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我在一家电影公司上班，负责策划、创意、写剧本。我突然想，如果有一部关于大象出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电影，效果肯定会不错。我拿包的时候，发现包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妻子的笔迹：“下班回家时，不要忘了顺路买一些香蕉！”我忽然明白梦中的香蕉为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妻子最近在减肥，好几次让我买香蕉回家，而我每次都忘了。我想，我今天肯定会把香蕉买回家的。

    在我刚出门时，手机响了。是我母亲的电话。“有一个坏消息，”母亲说，“你还记得你的艾丝尔姨妈吗？”“记得。”我说，“不过，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是的，她昨天晚上去世的。她两周前就病得卧床不起，我对你说过的。”奇怪的梦终于得到了解释。

    我匆匆赶路，但是发现我越是想走快，却走得越慢。我看了看手表，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手表的指针往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手表是逆时针旋转，这说明我上班就不会迟到了……”然后，我又醒了。这太奇怪了。我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很疼，确定这一次不是在梦境里，而是真的醒了。时间是五点半，收音机还没有自动开启呢。我不会迟到。

    我看到了妻子，就问她：“你今天还需要买香蕉吗？”“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她显得很诧异。“我以为你要减肥呢？”“减肥？”她说，“我胖吗？”“哦，不……那么，你听说过大象的事吗？”我问。“大象？”“对，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出来了。”

    “曼彻斯特没有马戏团，更没有大象。你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也许你需要在家里休息一下。”妻子说。“不过，我先要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说。“现在才五点半，你为什么要去打搅母亲呢？”妻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嗯，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好了，放松一点，行吗？”妻子说完就出去了。

    我立即给母亲打了电话。“妈妈。”“哦，亲爱的，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呀？”“你还记得艾丝尔姨妈吗？”“当然，不过，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她还好吗？”我打断母亲。“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哦，没什么，再见！”

    放下电话，我想，也许妻子说的对，我需要好好休息一天，于是我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是这样的。”我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策划剧本过于劳累了。”“你病的真不是时候，”老板说，“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我本想今天和你好好谈论的。这是一个动作片，故事情节也非常有意思。我简单说给你听一听：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了一个大城市，它吃了一只被恐怖分子注射了具有放射性物质的香蕉后，变得焦虑暴躁……”

    “我的艾丝尔姨妈什么时候在这部片中出现？”

    “姨妈？什么姨妈？”老板很生气。我挂断了电话。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城市人生活压力太大的症状。

（选自《小说中的小说》，译林出版社）

热闹

李利君

    张太并不太在意对门住的是什么人。她想，总也不会是什么本事大的人。因为，这栋楼东侧是100平方米大小，而自己住的这西侧则是130平方米的。她的家经常要在夜间接待一些来访者。张太并不是很烦，因为来访者都是毕恭毕敬的，并且都会带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没办法，张先生是这个城市的“上层建筑”，住在这套房子里已经算是很廉洁的了。因为门经常开关，她有时会看到对门其实也经常有人来，似乎并不比来她家的人少。不同的是，她家的来访者总是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可是对门的人却是春风满面地来，又春风满面地走。

    这让张太有一点点的意外。

    中秋前几天，张太家似乎更忙碌了。人们几乎是排着队进来的，坐上一分钟就离开。张太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对门的上访量却还和旧日一样。张太劳累的心不知为什么有一点小小的自得。然而，这自得没有两天，就被无情地撕破了。

    对门一下子宾客如云，并且，还不时有笑浪传过来。张太心里就有点烦。她其实也希望来自己家的人能带来一些欢笑，而不是什么鱼翅、红包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却像前世就修行好了的奴才一样，皮笑肉不笑，搓着手，不知所措的样子。张太脸上早没了什么好颜色，她木然地送上一杯茶水后，就顾自去看电视。张先生经常不在家的。张太知道来访者没话找话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让她转告张先生来者是谁。

    张太的耳朵里却不时传来对门的欢笑声。她的心早就飞过去了。

    送客的时候，张太破天荒第一次把客人送出了门，看那个人诚惶诚恐地下了楼，她有点忍不住地站在门口，想听听对门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么快乐。声音非常年轻，但不能肯定那是些什么人。这时，楼道里有脚步声，她赶紧进了门。

    门铃响了。张太一动不动，看看偌大的客厅，她的心里忽然一阵凄凉。在她听来，门铃声不过是势利的探询而已。她的眼圈有点潮湿。

    张先生一步一步奋斗到今天这个位置。前些年，张太跟着他没少受罪，那时他们可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可是，自从张先生突然不用那么辛苦了，她就一下子闲了起来。开始的舒适早已荡然无存，张太觉得自己心里缺少了很多东西。

    门铃响过几声之后平静了下来。张太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对门的声音又传过来。她听着那些声音，记起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快乐的时光。那时他们年轻，无忧无虑，心里充满了对世界的种种美妙的幻想，那时她的内心满是把握这个世界的豪情壮志，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今天，她已经成功了。凡是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先生的今天，有一半是她的功劳——其实一直以来，张太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成就也非常满意。可是今天，她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

    她拉开门，看看外面没人，忍不住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地听对门传出来的欢笑声。楼道里有初秋的风穿堂而过，吹在人的身上已经有几分凉意。张太双手用力抱住双肩，缩起身子。外面是无边的灯火。张太想，张先生可能在干什么呢？她想不出。又一阵秋风吹来，我们的主人公张太回转身加了件衣服，又站回到了门口。客厅里和这空旷的走廊一样的凄清。她突然只想站在这里。尽管走廊里的灯是新换的，可是，依然显得有几分暗淡，尤其是不时有笑声从对门飘出来的烘托，张太的身影就显得颇有几分萧瑟。

    正当张太像一个贪婪的人沉醉在金子的光芒中的时候，对门的门开了。张太没有准备，她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仿佛是春天吹向小草的风一样。她赶紧退回身，脚步在地上滑了一下。她赶紧站稳。就在门将要关上的一瞬间，她听到许多人的声音响起：

    老师，再见！

高手

吴宏庆

    帅子跟着大师学了几年后，自己也成了鉴定古玩的高手。帅子出师后，大师要留他下来做帮手，帅子心不在此，婉言谢绝了。

    帅子的家乡是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几百年前，这里商贾云集，府宅遍地，现在败落了，但那些文物却是不会消失的。

    就有人来找他鉴定古玩。来人自报姓名，叫李土方。此人矮壮结实，十指粗糙，肤色黝黑，农民打扮。帅子知道，这种人手中往往有好货。

    李土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来，恭恭敬敬地交给帅子。帅子打开，里面是只青铜酒杯。帅子没看两眼，就顺手扔在桌子上。李土方心痛地拿起来，埋怨地说：“我说你干嘛用这么大的力？”帅子冷笑道：“什么玩意儿！民间仿造的，十块钱一个！”

    李土方愣了愣，不甘心地又掏出一个纸包来。这次是块玉佩，帅子眼就亮了，连连细看，口中赞道：“好东西！好东西！”李土方见他这样，欢喜地问：“值多少钱？”

    帅子轻轻地把玉佩放下，说：“这是汉代的蓝田玉。上面的八条龙栩栩如生，堪称绝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代哪位王公的爱物。”

    李土方呼吸也急促起来：“卖给你怎么样？”帅子摇头：“买不起。这是无价之宝！”“我等钱急用，亏一点卖给你？”

    “亏一点也买不起。我劝你还是把它收好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卖它。”

    李土方感激地说：“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如果你蒙我，随便给两个我也会卖给你的。可是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就证明你心肠好，值得信赖。我还有几件东西，过几天拿来请你鉴定一下。”

    有朋友知道了此事，说帅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帅子不置可否，神秘地笑了。

    几天后，李土方又来了。他一进门，就将门窗关上。帅子知道他等待的东西要出现了。

    李土方哆哆嗦嗦地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来，帅子一看，脑袋嗡一声响开了，竟是玉玺！帅子的手不可抑制地哆嗦起来，接过。玉玺高二十公分，长宽各五十公分。印面阴文刻着“广德王国，永享天恩”八个字。玉玺的把手是一条独角龙，形态怪异，造型古朴，隐约可见帝王之气。

    一千三百年前，这一带曾出现过一个“广德王国”，三代而亡。广德国的图腾就是独角龙。这个玉玺就是广德国的玉玺。这可是一件真正的宝贝，帅子也难以鉴定它真正的价值。

    “还有什么东西？”李土方又掏出一件东西，是个小小的金鼎，看到它，帅子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李土方一定是找到了广德国王的葬地。金鼎上刻着“夏王三年”，也就是这年广德亡国的。“这玩意儿你想怎么卖？”帅子眼盯着金鼎问。“那这个呢？”李土方指着玉玺问。“不管那个，我是问这个！”

    “这个嘛，我用秤称了称，有一斤二两重，十万元怎么样？”

    帅子笑了：“这是包金而不是赤金，哪有用秤称的道理？最多两万元！”李土方颇难为情地笑了，一跺脚：“好，两万就两万吧！这个呢？”他又指着玉玺。帅子不回答，从屋里拿出两万元，就要送客。“别别！有话好说，价钱可以商量嘛，你说清楚，这玉玺到底值多少钱？”

    帅子重新坐下来，吸了根烟说：“这玩意真是个古董，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但古董就一定值钱吗？我看未必。实话对你说，这玉质不算太好。你看，上面还有瑕垢疵洼的。”

    帅子又对李土方说了一大通专业术语。李土方听得头都大了。最后帅子伸出手掌晃了晃：“你要出这个价，我就收下了，否则，另请高明！”“五十万？”“五万！”李土方犹豫起来，半天才说：“你是个公道人，不会太骗我。这样吧，二十万！如果你不答应，我只好走了。”

    帅子就用二十万买回了玉玺。第二天，他就带着玉玺赶了几千里路到了大师那里。大师用放大镜足足端详了半个小时，最后开口说：“这东西你用多少钱弄来的？”

    “三十万。”帅子撒了个谎。他想卖给大师。大师完全有能力吃下。“好眼力！”大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准备卖多少？”“您是我的恩人，您看着给！”

    大师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五十万？”大师笑了：“五千元。我说的是这假玉玺的手艺，而这玉玺本身也就两百元左右。”

    “什么？”帅子跳了起来。

    大师将他按下，说：“鉴定古玩必先要懂赝品。你跟我学了几年，只学会了怎样鉴定真品，而没有学会怎样鉴别赝品。当初我要你留下来，为的就是要教你这一招，只是你太急于自立门户了，学艺不精，吃亏上当是迟早的事。”大师又拿起“玉玺”，感慨地摇摇头，“玉是老玉，字是新刻的。这造赝人真是高手，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高手！连我也几乎被骗了！”

    李土方，高手？帅子瘫倒在地。

拔草

李娟

    我们家自行车的全部构件只剩下两个轮子、一只坐垫、一副龙头以及连接物。连踏板都没有。至于刹车器，就更是奢侈物了。需要刹车的时候，只须把脚伸直，用鞋底在飞速运转的车轮上“嗞——”地蹭一下，车自然就会减速。如果情况特别紧急，则两只脚一起上。

    有一次我妹骑车的时候，骑着骑着车链条掉了，并且掉得极不是时候——当时我们正在被两条大狗狂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穷凶极恶的狗！在阿克哈拉，最凶的狗一直都是我们家的琼瑶。可是和这两条狗相比，我们家琼瑶简直温柔极了。我妹的车链子不巧就在那时候掉了！她“啊——”地叫起来，两条腿蹬得飞快，面无表情，大汗淋淋。亏她车上还载了小山似的一堆干草，居然也没给狗扒掉。要是掉了的话谁敢回去捡啊？

    家里养鸡，一养就是一百多只，还有五只野鸭子。小的时候还好打发，长大了简直跟一群强盗似的。我妹每天都要拔瓷瓷的两大编织袋蒲公英回来才够它们吃，加上家里打算再养只小毛驴，于是草就得拔得更勤了。每天拔回来的草都得晒干一部分，留作冬天给毛驴的草料。

    到了一年一度的打草季节，牧民们纷纷从深山返回乌伦古河流域，为大畜准备冬天的草料。一辆辆打草的马车晃晃悠悠，满载而归。

    我家没有草场，只好去草场里捡别人割剩下的。拉草的车经过的地方，沿途路两边的树枝多多少少会把垛得高高的草从车上挂下来一些。于是我妹就天天沿着打草的车辙走啊走啊，前面掉，后面捡。就是被狗追的那一次，我也跟去捡草了。去的路上果然捡了很多，我们细细拢一拢，居然有好几抱，便藏在路边灌木丛里，准备回去的时候捎上。

    风很大很大，在高处呼啦啦地响。苞谷地如丛林一般，茂密地高过头顶，又如大海一般起伏。土路孤独地在这片海洋中延伸。走在这路上，像是走在消失之中。

    我们每捡够一大抱的时候，就集中到一处放着，然后空手向前继续捡。这样，走过的路上每隔不远就垛着一堆，一路延伸得很远很远。

    阳光灿烂，却下起雨来。真奇怪，雨从哪里来的呢？摔在地上有五分钱镍币大小，砸在脸上更是梦一样的痛觉。风呼啸着从天边奔来，苞谷地动荡不停。雨点有一阵没一阵地洒着，后来越下越大。天气炎热，风势不减。

    又过了大约十来分钟，这场奇怪的雨才止住。土路上雨的痕迹瞬间就蒸发了，只留下一个又一个环形小坑。密密麻麻地、寂静地排列着，如月球表面一般寂静。自从打完草后，这条路很长时间都没人走过了。

    这里的碎草更多，带刺的灌木丛中，铁丝网上，道路拐弯处，遗落得到处都是。我们不停地左右开弓，不一会就码了齐腰高的一垛。

    这么多怎么拿得回去呢？我站在旁边想了又想，对我妹说：“分成四次，我们一人抱一堆走，两个来回就拿完了……”

    我妹也站在旁边想了想，一弯腰，把那堆草整个儿抱起来就走……

    我就只好跟在后面，一路上捡她身后掉下来的碎草。

    今天的任务还早着呢，我们还得一人拎一条编织袋，走进林荫道对面的田野里去拔新鲜草。刚才的草料是用来储存到冬天的，而家里的鸡鸭还在等着今天的晚饭。

    风依然很大。这样的天气最好了，没有蚊虫。在这样的大风里它们那扇小翅膀飞不起来，也就不用因为它们钻进耳朵而吓得要死，平常田野里很可怕，草丛中的蚊子跟云雾似的，一片一片地荡漾，还极均匀地发出嗡嗡不绝的重低音。所以才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啊。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涤荡，干干净净。

    我们一人扛一只袋子往回走，迎风穿过这片美丽平坦的田野，远处的林荫道像是等了一百年一样。里面停着我们的自行车。

    回到家，我妈说：“啧！今天捡了这么多！两个人一起干到底不一样啊。”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哪里哪里，我是去当啦啦队的。”

    再说说鸡吃草的情景：这群死鸡跟债主似的，一个个上蹿下跳，脸红脖子粗，把五只可怜的野鸭子在脚下踩来踩去，根本靠不到食槽旁边。有的鸭子不知怎么的居然也在糟子边挤到一个位置，还没下嘴，突然看到左右前后全是鸡，立刻大惊小怪地尖叫着跑掉，四处乱跳，寻找同伴。不知鸭子为什么这么怕鸡，它们明明长得比鸡大。

    这些鸡可狠了，从小就会啄人，疼得要死。由于嘴尖的原因，一个个特能挑食。鸭子就笨得不可思议了。每次都要等鸡们吃得神清气闲了，才敢蹭到槽子边上，而且还努力地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排成一条队逃跑。

    其实鸭子有时也很令人烦恼的。我们在鸡棚里放了一只小铁盆给大家饮水。每次注满水后，它们总要跳进这方狭小的水域游上几圈过干瘾。游就游呗，可它们还要扎猛子。有时候这小小一盆子水里居然能挤进去三四只鸭子，把盆子挤得满满当当。明明一动都不能动了，却仍扭着身子假装游泳。害得鸡们围着盆子干着急，一口水也喝不到。

    鸭子最有意思了，我妈叫：“鸭！”它们就“啊！”地回答一声。我妈要是叫：“鸭鸭！”它们就：“啊！啊！”我妈：“鸭鸭鸭！”它们：“啊！啊！啊！”

（有删改）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