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2 浏览次数：531 类型：期末考试
材料一：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在许多情况下，政策的颁布是一回事，政策的实施又是一回事。政策在逐级执行过程中的变异，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带有缺陷的政策，各级官僚最后执行的结果可能恰恰就是对缺陷的逐级放大，从而导致统治者始料不及的种种弊端。因此，我们不但要看政策是如何规定的，更要看是如何执行的。政策的制定仅仅标示着一种决策的形成，不是政策行为的终结，政策只有在进入执行过程以后并得到切实的实施，其“决策效能”才能得以显现。
——摘编自张建民等《中国经济史纲要》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政策制定与实施”自行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必须有史实依据）。
1985年5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决定扩大高等学校在招生、毕业分配、干部任免、外事、教职工聘任、教师任职资格评定、教学科研工作等方面的管理权限，高效党委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要求建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先进典型如武汉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华中工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大学的办学体制改革等。
——摘编自杨东平《重温和借鉴：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等
1953年后，美苏双方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通过对话谈判逐步“软化”苏联。赫鲁晓夫提出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目标。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向美国施压，1958年11月，苏联政府向西方三大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美、英、法在6个月内撤出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否则，苏联将把进入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权转交给民主德国。美、英、法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宣称苏联如果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他们将不惜诉诸武力。这就形成了战后第二次柏林危机。面对西方的强硬态度，苏联放低了调子，表示希望通过国家领导人互访和会谈，改善东西方关系。美国同意召开新的四国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1959年，美苏进行了戴维营会谈，尽管双方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但是，双方宣布在柏林问题上“恢复谈判”，在国际争端中不诉诸武力，也实现了美苏暂时的缓和。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
曾子，名参，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曾参守孔子墓三年后，孔门弟子子夏、子游、子张认为有若面貌很像孔子，要把有若当孔子来事奉，强叫曾参同意。曾参拒绝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父病故时，曾参“泪如涌泉，水浆不入口者七日”，以后“每读丧礼则泣下沾襟”。曾子著作《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奉为“宗圣”，是配享孔庙的四配之一。
——摘编自《曾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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