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2 浏览次数:297 类型:月考试卷
记述 | 出处 |
敦请中国派遣3万部队前往日本。 | 1946年1月1日美国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
徐永昌呈报:美国邀请我国派遣军队参加占领日本,似可接受,并提出甲乙两案呈请决定。核准乙案办理。 | 蒋介石侍从室档案,1946年1月16日 |
日前,无力派遣占领军往日本,……美国政府充分了解中国军事之要求,若中国决定不于此时派遣,必不致引起外人之评论。批示:应从缓定。 | 1946年2月23日魏德迈致蒋介石备忘录及蒋介石侍从室档案 |
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如果我们照办,……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 | 蒋经国《中日关系追记》 |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泰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津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冶、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申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更进一步地,白银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象征。民间贸易制度崇尚的是平等交易的原则,与专制等级制度可以说是“形同水火”。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也由前期的严峻冷酷到中后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昆《大明帝国与白银货币》等文章
材料:经济利益是驱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爆发之根本所在;两次世界大战皆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二战前,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虽有发展,但受政治因素影响并不紧密。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主要与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势力范围”联系密切,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则少有往来,所以各资本主义强国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无所顾忌,导致它们走向世界大战深渊。
二战的结束,也标志着核时代的到来。核时代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科学家是十分清楚的。因而,战后出现了以科学家为首的反核、反战运动。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至今,联合国在制止武装冲突、调解危机、推动裁军、限制毁灭性武器的发展等方面,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葛兆富《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性战争未起之成因浅析》
材料一: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所谓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1875年)
材料二: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扰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卜……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使西纪程》(1876年)
材料三:光绪二年(1876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唆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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