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2 浏览次数:1040 类型:月考试卷
材料一:17世纪末叶以后,一批开明的思想家开始对圣经和天主教神甫的著作表示怀疑,甚至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优越性也提出异议。在这个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恰好传来了中国文化的信息,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观念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考试、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态度。他提倡以农为本,宣称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材料二:大约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认为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因而他对英国以强权打开中国抱着一种欣赏与喝彩的态度。其他德国文化人也几乎都小觑中国,蔑视儒学,“孔夫子”在德文中竟然常被人们有意与“糊涂虫”谐音混用。英国散文家汤姆斯·德·昆西(1785-1859)在他的作品《一个服鸦片的英国人的自述》中则带着更加厌恶的口吻描述中国。他说:“我经常想,如果被迫离开英国而住到中国去,生活在中国的社会和景物里,我一定会发疯。”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既与文明发展的程度相关,也与文明的发展和交流关系密切。
序号 | 历史材料 |
1 | 公元前11世纪,我国水稻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公元5世纪,传到西亚,后经非洲传到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 |
2 | 西汉时,印度的黄瓜、地中海的香菜、西亚北非的蚕豆传入我国。16世纪,辣椒传入中国湘、鄂、川等省份。 |
3 | 公元6世纪,我国蚕桑技术传入古诃陵园(今爪哇岛),男子用丝绸做筒裙遮体,改变了裸体习俗。秦汉时,中国筷子传到日韩,减少了“病从口入”的机会。 |
4 | 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烟草、玉米、马铃薯、花生等传到欧洲、亚洲和非洲,改变了饮食结构,欧洲的马、牛、山羊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 |
5 |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贵族食用的茶、巧克力等平民化。生活节奏变快,华丽不实用的衣服被淘汰。 |
6 | 19世纪末,电报、电话和电影的产生,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了解资讯。地铁、电车便于人们前往运动场、娱乐公园和舞厅,享受生活。 |
7 | 鸦片战争后,西式服装、饮食和婚礼在一些城市流行。20世纪初,汽车、电车在中国出现。1912年,民国政府公布《礼制》,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 |
8 | 20世纪中期以来,计算机成为人们生活的帮手,出现了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等新的生活方式,现代化通讯手段,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
9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物种类丰富,讲究营养。住房面积扩大,设施现代,环境优美。休闲娱乐、注重环保、讲究卫生成为大众生活新时尚。 |
选取上述表格中的历史材料(至少3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文明与生活习俗的关系提炼主题,并加以简要论述。(要求:填写“材料序号”和“主题”两个空格:论述不得照抄材料)
材料: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中血汗工厂大量存在,工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童工普遍,贫困、犯罪、疾病蔓延,城市管理低效无能。为了获得工程承包合同、逃避税收,大企业大肆行贿市政府。还获得了对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这种集团控制了大多数城市。这些被称为“城市之羞”,联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1890年代一些城市开始了市政改革运动。首先建立由人民直接提名政府候选人的制度,取代党魁控制的代表大会提名的旧制度,依靠都市选举人联盟驱除“党棍”,选出进步市长,组成“诚实政府”。继之进行机构改革,“还政于民”,使公众能有效参与政治,力图建立大公无私的政府。最后实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许多城市开始尝试接管公用事业,到1915年,全国所有城市的水厂当中,将近2/3收归公有。
材料一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中,通过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案,并在英法两国的操纵下,决定成立以威尔逊为首的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准备筹组国联。1920年1月,国际联盟成立。但是,在是否参加国际联盟的问题上,美国各界看法不一。1920年3月由共和党多数控制的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其主要理由是国际联盟盟约构成了《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美国不能接受超国家的力量的控制。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的一种担心,也就是国际联盟将会被英法所控制,那它就只会妨碍美国推行扩张政策。……这也就导致了对《凡尔赛和约》的彻底拒绝,所以,美国也就没有加入国际联盟。
材料二 :新华社的《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大意义》一文中说道:“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绝非偶然,这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非法剥夺了22年。然而,这22年又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22年。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这股正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
材料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自己“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梁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灭。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投靠袁世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二:在清末,不论是暴力的革命运动,还是和平的立宪运动,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旨在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的历史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的运动,从梁氏那些鼓吹“立宪”的言论来看,也正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联系他一生思想活动来看,他是把追求宪政与追求富国联系在一起的,“此志终生未变”,因而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摘自《梁启超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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