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31 浏览次数：271 类型：期中考试
材料一：传统的美国学派认为，冷战是由苏联引起的，苏联热衷于获得领土，尤其是征服东欧领土。如果苏联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美国将有可能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美国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美国主动的遏制政策，苏联将继续在欧洲．中东和亚洲扩张。
——赵菊玲《战后世界格局五十年》
材料二：1919年以来，中国外交呈现出10年一小变、30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变化。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大周期，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周期，这三个周期的起点分别为1919年、1949年和1979年。在每个周期，中国的外交政策都会出现战略性调整。中国外交的这种周期性变化是中国与国际上其他力量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国内形势与国际局势联动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
材料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冷战是“漫长的、代价高昂的、黑暗阴郁的、危险的事件”，是“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将争夺限制在除直接战争之外的领域，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面。……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把冷战称为“长和平”，也有人称之为“冷和平”。
——《再论冷战的后果与影响》
材料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反对霸权主义的呼声日益增强，依靠两大阵营进行对抗已不可能。美国和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美国，长期的全球扩张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又被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拖得精疲力尽，经济陷入困境，霸主地位动摇。美苏两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和相互关系。1969年，尼克松提出“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的方针，强调均势外交。在这种对外战略指导下，美国调整了全球军事部署，从越战中脱身，并积极谋求同中国对话，对苏联采取“缓和”外交。70年代，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宣称，要把“缓和”摆在“外交政策的首位”，苏联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并着重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两国新的外交策略推动下，美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新局面。
材料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5月，签订《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该协议把美苏已经形成的核力量均势用国际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下来，被视为保持双方战略稳定的基础。此后两国首脑的一系列互访和会谈把美苏“缓和”推向高潮。1975年，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并签署了《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互相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及平等地位，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加强经济、科技、环境等领域的合作。至此，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美国在与苏联“缓和外交”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同样，苏联也提出，“缓和”绝不能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尼克松表示，“要让美国退出世界竞争，不再设法当第一，那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勃列日涅夫同样表示，缓和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表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顶峰。1980年，美国提出了用武力遏制苏联南下的“卡特主义”，重新强调实力和军事遏制。美、苏关系也重新紧张起来。
——以上材料均出自《世界现代史》
材料：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不只依靠纳粹的恐怖。希特勒也寻求并赢得了民众的压倒性的认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落败，受到《凡尔赛和约》的羞辱，以及经历魏玛共和国动荡的数年之后，他逐步撕毁条约，让德国人为之欢呼。纳粹国家严厉打击大萧条时期增多的犯罪现象，获得民众的好评。约瑟夫·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策划培养了对希特勒的崇拜。元首委任受欢迎的电影制片人莱尼·里芬施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这是一部宏大的宣传电影，展现了精心编排的1934年纽伦堡集会，25万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严密统一的组织，挥舞着纳粹旗帜，向希特勒致敬；这部电影促成了对元首的崇拜……。
同盟国监督着后来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区的政治制度发展。直到1951，联邦共和国所通过的所有立法都必须经过西方同盟国的批准。它们进行了一个从教育开始的去纳粹化过程，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同盟国坚持认为，德国总统的权力应受到限制，以避免再出现希特勒那无限制的行政权力。总统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联邦大会由联邦议院全体成员，以及大约相同人数的来自各个州的代表组成。同时，同盟国的“去纳粹化”计划旨在从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上清楚所有前纳粹分子，但整体而言，其影响相对较小。事实证明，不可能从政府、工作和教育行业中清除数以百万计的人……与此同时，冷战使得西方列强更快地接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重整军备加入西方联盟的行动。
——约翰·梅里曼《欧洲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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