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3 浏览次数:279 类型:月考试卷
联邦德国1960年和1981年劳动者数量统计
分类 | 雇佣劳动者 | 非雇佣劳动者 | |
组成 | 工人、职员、学者、经理、政府官员等 | 资本家、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独立的医生和律师等 | |
1960年 | 人数 | 2030万 | 600万 |
占就业人口比例 | 77.2% | 22.8% | |
1981年 | 人数 | 2230万 | 340万 |
占就业人口比例 | 86.5% | 13.5% |
材料一 进入18世纪以后,商业化运作下的著述出版业为市民提供了共同关心的话题,共通的书面语随之形成、普及。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竭力倡导文明开化,推动和促进了新政府的改革。在国际关系上,他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导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点,主张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摘编自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20世纪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民族危亡”,为此他竖起“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提出了合族民族主义思想,试图通过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合来实现一致对抗外族入侵的目的。他曾在著作中提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说:“吾国之生产力,其涨进实可惊,吾辈不可不尽全力以求新市场,此实今日最紧要之问题也”。
——摘编自郭秀云《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认同》
材料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陕甘宁边区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精简整编委员会,制订整编方案。军委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抽调干部入校受训,实行干部轮训制度。”同时,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打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生活。
——摘编自吴志葵《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精兵简政》
材料 1899年和1907年的《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公约》(海牙第一公约)第一次对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所谓“绝对权利”施加了一些限制,要求各国对国际争端应尽量用和平方法解决。1919年6月订立的《国际联盟盟约》提出,“各缔约国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1928年8月订立的巴黎非战公约,禁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否定了“战争权”的合法性。然而,三年后“九一八事变”,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七年后,法西斯意大利发动了侵阿(比西尼亚)战争;十一年后,纳粹德国又发动了欧洲战争,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既直接违背了巴黎非战公约、《国际联盟盟约》,也是对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公然敌视和挑战。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 1914年,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华教授吴有训的讲座,激发了钱三强学习物理学的兴趣。1936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的助理,从事分子光谱研究。在严济慈推荐下,钱三强得到去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的机会。作为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的助手,他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径迹的云雾实验室,把灵敏时间由原来的0.1-0.2秒,提高到0.3-0.5秒。接着,钱三强又创造性地制作出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系统。1947年,继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后,钱三强又被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提升为“研究导师”。
1948年,钱三强应邀回到母校,讲授原子核物理学,并积极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钱三强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三强担任总设计师,用4年时间成功研制原子弹,2年后氢弹又试爆成功。
——摘编自李崇寒《“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的传奇人生》
材料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对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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