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1-05-20 浏览次数：243 类型：期中考试
《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在中国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前言中把“中国近代企业家”称为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并认为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近代著名民族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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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沅 |
1859年赴安南（今越南）佐兄料理商务，经商致富。1873年，回国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采用自己设计的机器设备，雇工人六、七百人，出丝精美光洁，远销欧美，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1881年该厂因同业竞争，被视为异端，南海知县下令停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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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
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早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愤然辞职。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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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 |
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
依据材料中近代企业家的足迹，并结合所学知识，还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历史价值与作用。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有旁的冲突，就是他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
——摘编自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史》
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我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答复后夜晚二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我即将此经过，以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日方武力威胁之伎俩已穷，即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
——摘编自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陷落。日军进城后无恶不作，至1938年2月，光我一个人就率队从南京雨花台清理了八千具百姓尸体……。
——胡成周《宣城抗战老兵自述》
1943年8月，我作为军医中尉，在华北方面军从事细菌制造业务。这11个人被拘留在房子入口处的土地上，……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我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心中暗自庆幸，“这个菌种的感染力相当强，用于细菌战是毫无问题的！”
——摘编自竹内丰《在济南日军用八路军战俘培殖细菌武器》
提取材料信息，分别说明上述口述史料对研究抗战有哪些史料价值，并谈谈你对“口述历史”的看法。
英国济贫法并非仅指某一部法律，而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法律组成的一个体系。从17世纪上半叶《伊丽莎白济贫法》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是英国济贫法制度上的旧济贫法时期，全社会都认为贫困是个人懒惰或者道德问题造成的，于是劳动救济成为英国济贫的主要内容，如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规定到济贫院进行强制劳动，济贫无异于惩贫。19世纪末，工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熟练工人，一些工业家意识到济贫乃至教育和卫生服务不是一种危险而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保护工人免受贫穷从经济上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霍尔豪斯认为“国家行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190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济贫法的执行情况以及其他应对有失业所导致的贫困问题，报告形成了明显的区分：多数派坚持济贫法应该继续存在，需要的只是改进，他们认为贫困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引起的，它的起源与特点更多的是道德方面，政府本身无法消除；少数派则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因素造成的，贫困者本人也是受害者，他们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国家应该采取措施解决。多数派与少数派的观点实际上也代表当时社会上对于贫困的两种不同认识，这样的争论在以后仍在继续。
——《现代交际》2016年12月总第446期《英国贫困问题解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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