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0-06-08 浏览次数:204 类型:高考模拟
时间 | 事件 |
1955年4月7日 | 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解除两国间战争状态 |
1956年1月30日 | 周恩来总理申明,中国“欢迎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
1972年10月1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
材料一: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通常表现为“古今之争”,它最初表现为一种复古主义﹣﹣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都试图用古代的权威来取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到了 17 世纪以后,随着理性的振兴和科学的崛起,它在 18 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用理性来颠覆信仰的激进姿态。启蒙思想家们把眼光投向了未来,明确地以一个先进的新时代来与落后的旧社会相抗衡。
﹣﹣摘编自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二:法国大革命对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各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持续了多年。19 世纪中后期,许多英国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互相调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法国相比,英国则诉诸自己古老的宪政传统,自 1688﹣1689 年那场温和得多的革命以来,通过和平、务实和渐进的手段取得了广泛的公民自由,逐步地建立起了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
﹣﹣摘编自迪金森《伯克之后的思考》
材料三:1903 年,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工作,蔡锷与黄兴创办的《游学编译》称:“法国大革命,实平民确认其自有之权利之时代也。夫法兰西社会革命者,实一切社会革命之母也。明于法民权利思想之所由以成立者,乃可以提挈民族而立于 20 世纪之人群。”1913 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历史教科书在描述法国大革命时,称其为“巴黎乱民起袭巴斯底狱,烧狱舍,杀狱官,揭其首于竿,狂走市街,蹂躏贵族富人之家。”斥共和派“过激”,称拿破仑“超群英武”,“因人民奉戴而为帝”。
﹣﹣摘编自《改良还是革命》等
材料一 李鸿章说:“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招商局和怡和、太古(注:外国公司)三家公司于1877年签订了“齐价合约”,规定“共同议定主要航线的统一运价,出现新的竞争者时,三家公司共同对抗之”,结果“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 1893年各公司所拥有的船舶吨位数与1877年相比,怡和增加了将近1倍,太古增加了3倍多,而招商局反而有所减少。
——摘编自汪熙《从轮船招商局看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日本自开放港口以后,沿海贸易和大规模运输主要依靠外国船只……日本明治政府企图剥夺各藩经济上的独立性,政府将自己所拥有的船只出租给三菱公司,并发给补助金……1875年6月,政府为了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对抗,8月开辟了上海航线,把13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当时日本共有轮船149只、42 304吨位,其中三菱占有45只、31 000吨位。
——摘编自《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 二战后美国专职经济动员的机构曾多次变动。1979年7月,在原国防动员局等部门的基础上成立了联邦紧急管理局;1981年,里根总统主持建立了“联邦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在总统直接领导下制定动员政策,协调各部门的动员活动。海湾战争时期,在弹药、给养方面,美国除动用国内储备外,还动用西欧、菲律宾等军事基地的储备,既达到了满足战区需要的目的,又实现了储备轮换更新。对新鲜食品、帐篷等,同当地公司、商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对巡航导弹需求量大增,国内储备不足,紧急动员国内工厂24小时生产。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是美国应对国内外紧急情况的重要保障。
——摘编自《海湾战争全史》等
材料一: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
——《国民报》第二期
材料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
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郑永年《亚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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