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时间:2024-07-13 浏览次数:174 类型:高考模拟
材料一 早在先秦前,我国就有了社会保障思想。商朝建立初期,实施了许多爱民、利民的举措;周武王时期,大力提倡爱民、保民主张,西周王朝还实施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六项爱民政策。孔子在《礼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为政以德,建议君主爱护臣民,体贴民众。墨子提出“爱人者,必为人爱,恶人者,必为人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摘编自郭亚雄《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行为研究》
材料二 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不过到了清代,国家政策逐渐转向消极,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多废而不用。面对瘟疫,更多的是地方父母官采取设局延医诊治、制送药丸、掩埋尸体、隔离病人、加强卫生管理等疾疫救疗措施。而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则更为积极主动的进行瘟疫救治,除了临时性的瘟疫救疗,社会还常常举办一些经常性的救疗活动。嘉道以后,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的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人还丰富与发展了“卫生”一词的含义。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
材料 从20世纪80—90年代起,一批学者在对近代华北和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会导致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增长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农村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并未达到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的程度,而驱动这种市场发展的也不是资本家的逐利行为而是人口压力;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纳入国际市场后虽然加速了商品化,但也并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
另一批学者对一些农村地区案例资料的研究结论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村市场是自由竞争和高效率的,近代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甚至可以与同时期日本相媲美的近代高速增长,实现了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换言之,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摘编自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
提炼并选择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析,得出结论。(要求:表述成文,论证充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材料一 到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遍及十多个省份,红军及地方革命武装达十万人,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二百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重新调整划分了行政区域,制定了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发挥了加强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的作用。
——摘编自金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等
材料二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华苏维埃政权继续延续和发展。1935年,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职能。西北办事处的成立,实现了陕甘宁苏区内原来几块根据地领导权的统一,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结束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开始。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逐步改变了对地主和富农的政策,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各阶级抗日的积极性。
——贺永泰《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陕北》
材料一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会晤,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称“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表示了反对纳粹暴政的决心。1942年元旦,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签字国保证运用自己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反对德、意、日轴心国及其附庸;保证互相合作,不单独同敌人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二 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沿着先前的东西柏林分界线伸展开来。以下是柏林墙大事记:
1948年6月24日:苏联军队构筑封锁线把柏林一分为二,使柏林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决定封锁西柏林四周的边界,随后关闭勃兰登堡门,在分界线上建筑了隔离设施,总长达165千米,通称“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下午6时57分:民主德国宣布从即时起开放边境。聚集在柏林墙附近的德国人很快就拆除了这个横在德国人中间的高墙,史称“柏林墙倒塌”。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