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中，一直强调“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杨炎在两税法中创造性的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两税法将以往分别征收的租庸调、地税、户税以及其他杂税等各种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这便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减少了复杂的税种所带来的征收繁琐的问题。同时，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并且“定税之数皆计缗钱”，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使资产多者税负重，资产少者税负轻，充分体现了财政税收公平负担的原则。

——徐柏泉《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

材料二  “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可见，陆贽看到了“量出为入”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民赋税负担的日益加重。这一思想是对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中的轻敛薄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陆贽作为反对两税法代表人物坚决反对货币赋税，认为应当恢复租庸调制，实行实物赋税。他看到了当时钱重物轻现象造成的危害，他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思想的对立，两税法中的征税“以资产为宗”和货币赋税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陈明光《唐宋人论杨炎倡行两税法述评》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农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特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汇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