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②扩大了收税对象 ③保证了农民较充分的生产时间 ④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因“北人南迁”所引发的生产技术变革，基本解决了大量人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存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南）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在长江下游地区，北方移民还将其旱作农作物——小麦——引入该地，稻麦复种制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普遍性的耕种制度。随着粮食产量的有效提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茶桑、农果、渔业、纺织、制瓷等多种商品性经营和海陆运输业发展起来，以扬州为发展龙头，苏州、江宁为特角的三角形农业经济区在唐后期基本形成”。

——摘编自张欣《“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迁徙与技术革新及影响》

材料二：

唐代，江南地区的农具有许多改进，曲辕犁得到了推广，筒车也在南方各地的水田中得到应用，水利灌溉事业进步明显。《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101项，其中江南道达49项，居各道之首。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此时也传到浙东；南海、广州和桂林的棉纺织业已全国闻名：南方矿冶业也有显著发展，有铜、锡开采的县数已超过北方。扬州是唐代造船业中心，洪州（今南昌）也是唐代的造船基地。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商路交汇点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广州则发展为唐代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后期，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各道，形成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局面。

——摘编自张瑜《浅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一   荀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本”，只要百姓努力生产，勤俭持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如果不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知道利用赋税手段没完没了地搜刮百姓来增加国家收入，那就是“伐其本，竭其原”。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军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政府注重发展生产，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的财富和国家财政收入两方面同时增加。

——摘编自方建国《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唐朝中叶，土地买卖和兼并加剧，授田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安史之乱的爆发，更使得唐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公元780年，唐朝颂行两税法，实行量出制入的课税原则，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确定全国总税额，摊派到各地征收：内容上包括户税和地税，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在现居住地建立户籍，凡有产者就必须缴纳赋税；两税法推行后，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由所在州县，按首日的三十分之一征税：分夏、秋两季进行两次纳税。

——摘编自薛涵月、黄品品《论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浅析唐朝两税法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