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行政方面，要求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及—应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彻底根据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赦、旨、上谕、朱批等，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抗拒违犯或坚持异议。为此，明清两代都对官制做过重要的改变，对指导各级国家机关进行工作的各种典章和则例，做过频繁的修订补充。任用、奖惩和升贬文武官吏的人事权，例应由皇帝亲自掌握。以各级官吏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监察工作一再得到加强。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里，中央政府至今只管理少数值得它特别注意的事务。它不参与管理社会的次要事务。它甚至没有这样的想法。多数虽然越来越专制，但没有给中央政府增加特权，而一直把一切大权留给自己。因此，专制在一个点上可能是大大加强了，但未扩及面上。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志。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 

——摘编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一：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党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奉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