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

——《汉书》

材料二：本朝（宋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三：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宋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