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小红帽》《一个士兵》等。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还有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塞上耳塞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在科利亚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注】 ， 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注】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死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格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二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倒插门

赵新

    老汉的名字很特别，叫凑合。

    女人去世后，凑合老汉就跟着大儿子立春一起生活。凑合老汉原本打算单打独斗，自炊自食，这样可以自己做主，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可是他不会做饭，他一做饭就心里发慌，手忙脚乱，那饭一顿生，一顿熟，一顿硬，一顿软；有时候忘了添水，把锅烧得通红；有时候吃不出味道，原来忘了搁油搁盐。所以万般无奈，还是跟了立春过。

    这天早晨，立春把一碗饺子递到凑合手里。那饺子一闻就香，凑合也饿了，吃得津津有味，吃得兴致勃勃。

    立春问道：爹，好吃吗？

    凑合说：傻小子，饺子还不好吃？常言说饺子香糖瓜甜，江米粽子粘又粘……

    立春笑了：好吃就好。好吃我们还给你包。爹，我问你一句话，咱们村选举村长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

    凑合点了点头。凑合觉得村长的事情离自己很远，大家选上谁算谁，选上谁都好，自己保证听从使唤。

    立春却很认真：爹，咱说好了，选举那天你投我一票！

    凑合的手猛地一抖，两只筷子“啪啦”一声落到了地上。凑合心里想，我的儿啊，就是讨吃的二狗能当村长，你立春也不能当村长，你做人太自私，有什么好处光往自己怀里搂，名声也不好……凑合捡起地上的筷子说：小子，这当村长有什么好处呀，光开会，光动嘴皮子，光费脑筋，我看还是不当好！

    立春往他跟前凑了凑：爹，你知道什么，当村长当然有好处，有了权什么都有，这么大的村子这么多的人，咱说了算数！

    凑合说：可是村长得担责任呀，你有那个本事么？

    立春说：什么责任不责任，当上我就有本事了。爹，你必须投我一票，谁叫你是我爹哩！凑合再也吃不下去了。

    村野里桃红柳绿鸟语花香阳光灿烂。凑合拿了锄头走到麦田里时，二小子立秋忽然从一棵大树后面闪了出来，把老汉拉到田埂上坐下，挨着他的肩膀说：爹，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和爹说一说。

    凑合点了一袋烟，让立秋把话说下去。

    立秋开门见山：我看爹过得凄惶孤单，想给爹找个白天做饭、夜里做伴儿的人。

    凑合的心猛地动了一下。

    立秋说：爹跟着我哥吃饭，寄人篱下，可不是长法。我嫂子那人阴阳怪气，指桑骂槐，指鸡说狗，爹还得看她的脸色，心里憋屈不憋屈？

    凑合悄悄地叹息一声，低了头去看地上的蚂蚁。

    立秋说：爹，我老丈母娘今年才五十六岁，听说她愿意再往前走一步，找个老实厚道通情达理的庄稼人，我看你就很合适。

    凑合激动了，那老太太他见过多次，长得白白胖胖清清爽爽，心眼儿好得光想别人不想自己。有她做伴儿当然好，可是人家愿意不愿意？

    立秋说：爹要同意我就去她家里一趟，听听她的口气。估计希望很大，她在我们跟前老是夸奖你，说你人性好身体好，是个吃苦耐劳靠得住的人儿。

    凑合激动得坐不住了，立起身来红着脸问：小子，你哪一天去？

    立秋很沉着：不着急，我准备咱们村选举以后再去。爹，这次选村长，你可要投我一票。凑合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立秋：爹，听说我哥也想当村长，你千万不能选他，他在村里名声很臭！

    立秋走了。看着那个背影，凑合心里很不是滋味。

    凑合想，亏你说得出口，我给你投票，你给我说媒，拿着选举做交易，这是什么手段？这是什么品质？

    凑合又想，要不我就投他一票，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两全其美，花好月圆，他也高兴，我也欢喜。

    凑合又想，不行不行，立秋当村长绝对不行，立秋特别好喝酒，而且一喝就醉，喝醉了张牙舞爪很张狂，舞棍弄棒很吓人，只怕闹出大乱子！

    晌午回家吃饭时立春问他：爹，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立秋都和你说了一些什么呀，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好半天？

    立春很不满意地说：爹，你在我们家吃饭呢，你不能胳膊肘子往外扭，你不能选他而不选我，记住啦？

    凑合说：记住啦，记好啦，记牢靠啦！

    选举那天会场里没有凑合。有人给凑合请假说，别等他啦，他看望立秋的丈母娘去啦，可能要在那里住几天。有人马上笑了，插嘴说：哟，孤男寡女，他这不是倒插门吗？

（有删改）

车迷

陈国祥

    张三不知道什么时候迷上车了。他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车。他的酒柜里什么酒也没摆，琳琅满目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车模。他出差买，出国买。一次出国在斯图加特他一掷千金买了全套的名车名模。他的包里不放香烟，有一个精致的车模，随时把玩。

    张三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就没了父亲。他读书很上进，考取了离家10多公里的高中。他上学全靠走路，戏称自己“11”号汽车风雨无阻。李四和张三是同班，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李四的车从张三身边呼啸而过，张三很是羡慕，他想：有辆车，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啊……

    张三考取了H省工学院车辆工程专业，他是他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李四毫无悬念地名落孙山，托人走关系进了东风汽配厂，先做工人，后来带着蛤蟆镜做起采购员，是W市最早的“有车族”。

    张三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家乡，竟也分配在东风汽配厂，做技术员。老厂长看小伙子长得帅、人品好，又是大学毕业，没两年就调他到厂办当主任。镇党委周书记到工厂视察，觉得张三不错，就把他挖到镇里，先是镇办公室主任，后来是副镇长、镇长，再后来成了周书记的乘龙快婿。张三的母亲坐着张三的桑塔纳回到家，对张三说：“三儿，不能做对不起周书记的事啊，我们家祖上积德出了你这么个官，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坐上小轿车。”

    东风汽配厂因为经营不善，改制给了李四。张三看着同学面，没少帮忙。东风厂到了李四手里居然办得风生水起，李四成了W市的“功勋企业家”。李四为了感谢张三的帮助，十八般武艺用尽，张三刀枪不入……

    李四知道张三喜欢汽车，开了一辆崭新的帕萨特到张三家，说：“堂堂镇长，你那辆破桑塔纳该换换了，我这辆车先借你开。”把钥匙扔在张三家桌上就走了。张三夜不能寐，半夜偷偷溜到院子里，崭新的帕萨特在月光下闪着贼亮贼亮的光。张三打开车门，坐到真皮座椅上，开着窗，不知不觉在车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张三坚决地把车还给了李四，因为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母亲哭着对他说：“三啊，你不能对不起周书记……”

    张三有个女儿，认李四做干爹，其实也是平时开玩笑的。张三女儿要结婚了，李四说：“我要送干女儿一个礼物。”张三说：“什么礼物，不要买太贵，到时我还不起。”李四说：“暂时保密。”张三女儿结婚那天，李四把神秘礼物亮相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被披红挂彩地停在酒店门口，女儿喜欢得不得了，围着车转了好几圈。女儿受张三影响，也是个车迷，什么豪车的名字型号都叫得出来，一直想买辆保时捷，可惜张三手里没钱，只能看看家里的车模。事情到这地步，张三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想，李四给干女儿的也是应该的，这个人情慢慢还。

    又过了三年，张三升任副市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可就在这时，张三被“双规”了，全城震惊。原来是李四出了问题，把张三牵扯进来。张三被移交法院起诉，判决书很简单，收了李四的保时捷，判了一年零六个月。

    张三被两名高他半个头的法警押上囚车，囚车风驰电掣地开走了。他突然想到，他什么车模都有，就没有囚车的车模，当然肯定也没有地方卖这个。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最后一位客户

周海亮

    他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他的客户。那客户将会带过来15万元现金。对客户来说，这是一笔重要的生意。他们合作过好多次，彼此早以兄弟相称。好像这并不夸张，因为客户对他已经深深信任。

    他的公司开了好几年，似乎一直运转良好。不过，只有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有他知道自己赔了多少钱，又欠下多少债；只有他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崩溃；只有他知道，明天，公司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他等待的，只有这最后的一位客户。他将收下这位客户的15万元现金，然后在黄昏，携款潜逃。他知道他肯定可以做到，因为那位客户对他毫无戒备。他知道这是犯罪，他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可是他想搏一把。

    客户在约好的时间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他把客户让到沙发上，递烟递茶，聊些无关紧要的话。太阳在窗外从容且温暖地照着，他却不停地打着寒战，终于他们聊到了正题，客户打开密码箱，他看到15摞码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

    这之前，他见到过太多次15万元。每一次都代表着一笔不错的生意。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没有生意可做。他根本不打算、更没有信心完成这单生意。他只想骗下这15万元钱。然后，开始他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已经订好了机票。他知道自己一旦跟客户说了谎话，就将变成贼，就将开始逃离。可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他认为自己只能这样做。

    客户说：“这次有问题吗?”

    他说：“没问题。明天早晨，您过来提货。”

    这时电话响了。很突然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是母亲打来的。上一次他和母亲通电话，还是一个多月前。

    母亲说：“你还好吗?”

    他说：“还好。”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买了很多菜，排骨已经炖好了，晚上回回锅就行……”

    他说：“不了，今晚，忙……”

    母亲问：“生意不顺心吗?”

    他说：“没有，生意很好，刚接了一笔大单子，15万……”

    母亲说：“那就好，晚上回来吧，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吃过饭了。”

    他说：“怕真的没时间。”

    母亲在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母亲突然问：“是不是生意不顺心?”

    他说：“没有，刚接了一笔大单子……”

    母亲说：“你骗不过我的，上次你回家，看你唉声叹气的，就知道肯定是生意遇到了麻烦。如果撑不下去了，别硬撑，回家歇一段日子……不管如何，家永远欢迎你。”

    他抹一下眼睛，说：“生意没事。”

    母亲说：“我给你攒了些钱，也许能帮上你的忙。晚上你回家吃饭时，我把钱给你。”

    他问：“多少?”

    母亲说：“5000块。”

    他终于流下眼泪。今晚，他将携15万巨款潜逃，母亲却将一直守在饭桌前，等他回家吃饭。为了赚钱，他在酒店里宴请他的生意伙伴，花掉很多个5000块钱，而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公司，却悄悄地攒下5000块钱，并幻想用这5000块钱挽救他的公司。

    他握着电话，流着泪，久久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晚上回家吃饭吧，我等你。”然后，电话挂断了。

    其实，家与公司，相距不足20里。他慢慢踱到窗前，看窗外的阳光。阳光下人流如织，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快乐的。他想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走在阳光里，他们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阴暗。他们之所以快乐，或许，只因为他们今天能够回家，吃一顿母亲亲手做的晚饭。

    客户被他的样子吓坏了。问他：“你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

    客户说：“那我先走了，钱你收好，明天一早，我来提货。”

    他喊住了客户。他说：“没有货，我骗了你，我犯下一个无耻的错误，我想骗走你的15万元钱。”

    客户愣住了。在确知他没有开玩笑以后，客户思考了很久。然后，客户说：“我可以等你3天，3天里，只要你能备齐货，我还会和你做这笔生意。不过，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放弃了这个疯狂的举动?”

    他说：“是母亲，因为母亲今天晚上，会一直等我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他真的回了家，陪母亲吃了晚饭，和母亲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第二天回来时，他带上了母亲给他的5000块钱。他把它们存到银行，将存单镶在镜框里，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办公桌上，日日擦拭。

    三天后，他真的做成了那笔15万元的生意，他的公司竟然起死回生。

    他并不避人。他在好几个场合说起过这次经历。每到这时，就会有人感叹说：“亏了那位客户，如果没有他那笔15万元的生意，如果没有他对你的信任和宽容，你也许不会挺过来，更不可能把公司做到现在。”

    他点头。他承认那位善良并宽容的客户给了他很多。可是他认为，真正挽救自己的，是他的母亲。是母亲的5000块钱，是母亲的那顿晚饭，是母亲的几句问候，甚至，仅仅是母亲关切的眼神。

    他坚信，虽然母亲不懂经商，但她永远会是自己最后一位客户。

（选自《绽放：开在瓶子里的温暖》，有删节）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