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或主要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摘编自陈瑞《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 。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与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 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 法”，就是情理法 。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漓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 义”等来评判一 个人言行非法与否、罪恶轻重 。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 当作了政治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命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民法典的起草进程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 一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 当革命到来之 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二    1913年袁世凯支持汤化龙，不遗余力为他收买选票，开盘每张选票银元 5000元， 不久便增至 8000元甚至 1.2万元。按当时物价，5000元已足购田置产，1万元可使 一 家达到小康。

— 摘编自黄宏《民国初期议会政治的实践》 

材料三    曹锅的选票 一 直开到了每张 5000元，1923年 10月 10日，曹锅以 1356万元巨款，终于买到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如愿以偿当上大总统。

— 摘编自杨学舞《民国总统档案》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