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推行无为而治。在县以下设乡里什伍等组织，“以相检察，以告监官”。随着经济恢复，人口和郡县逐步增加，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和成效考验。董仲舒发展了儒学，适时提出“国者，德也”，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德”是“阳”，“刑”是“阴”，应德主刑辅，相辅相成。汉武帝采纳礼治理念并渗透到律法，儒家在汉代被确定为治国思想，并传承至后代。在基层治理中，礼治发挥了其巨大的渗透作用……通过道德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自治”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在县以下逐渐淡化，出现“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

材料二 唐太宗主张礼法并用，提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一面修“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其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助威”。唐律继承和发展了礼法一体思想，突出礼的核心地位。唐律将三纲五常作为立法依据，在一些主要罪名的判决中，都以礼义作为重要参考，如“十恶”中的不睦罪。在量刑方面，礼义也是确定刑罚的主要依据，凡违背礼义规定的，都要严惩。如“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者”，列为“十恶”的“不孝”重罪……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典法律影响极大，甚至对亚洲多国封建法典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摘编自张西恒《浅析〈唐律疏议〉“礼法结合”完成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请回答：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法结合、出礼入刑构成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法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其形成是以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引礼入法的方式实现。引礼入法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法系自身性格的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故不乏积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儒、法两家在追求和维系等级政治乃至纲常伦理秩序方面并无本质的差异。儒、法之争主要体现在手段和策略不同而已，及至“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思想被奉为一尊，两家即和衷共济了。

——选自《引礼入法奠定中华法系基石》

材料二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一扫而光……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初，大庆工人吃大苦，耐大劳，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面貌，出色地完成石油会战，摘到了中国贫油帽子。

——《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