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 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 。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与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 。 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 法”，就是情理法 。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漓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 义”等来评判一 个人言行非法与否、罪恶轻重 。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地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 当作了政治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 ，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命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 。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民法典的起草进程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从西汉起儒家的法律思想被奉为正统。不过儒家虽然主张礼法并用，但在他们眼中，礼与法不是半斤八两，中国封建法制的实际情况是“礼治”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刑罚必须以礼德为依据，以伦理为统率，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患于未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最初，刑起于兵，后来有了法，但主要还是刑法，人们一谈起法就很自然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平民百姓都谈法变色，视诉讼为畏途。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政事的兴废、法制存亡，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法家虽然反对“人治”，可是，他们又主张“法自君出”，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人治”的窠臼。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法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

——摘编自刘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在经济发展、氏族纽带被冲破的前提下，由于外来平民与本国贵族的激烈斗争，迫使贵族不断让步，被迫妥协而产生的。罗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他们很早就把法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法律思想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世俗君权的膨胀，思想家们在驳斥教权专横的同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抨击，批判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专制、人治上。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自此，世俗社会的制定法不仅要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还要体现和服从上帝的神法。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法典中大量的关于刑事内容的规定被民法化了，西方的公法也具有强烈的私法化的倾向。

——摘编自于力军《中西法文化差异与中国法文化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