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琉球国中山王遣使来华，要求“给赐冠带”，明朝皇帝“命礼部图冠带之制示之”，另外，琉球国还仿照中国之制设立学校，“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全国上下，“渐染华风，祀先圣，兴学校，家购儒书，人崇问学”，使得琉球国国内移风易俗，逐渐变化为“衣冠礼义之乡”。

——摘编自王开玺《古代丝绸之路的辐射力》

材料二：“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如下表所示。

材料一：明初，皇帝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原来的皇帝—中书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出现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皇帝既是决策首脑，又是行政首脑，事无巨细须经皇帝批准，于是，皇帝设辅佐机构内阁，帮助处理奏章，但内阁票拟之后的“批红”权，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明朝省级行政实行三司分治制度，都直接向朝廷负责，以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是明朝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之处，也是明朝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保障。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