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为此，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朝中央和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各省工艺局传习科目不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就是具有本省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1905年11月，商部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晚清在近代手工业经济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

--据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材料一：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明朝“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借助血缘关系维系的商业组织，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执商业资本之牛耳的徽商、晋商，其汇兑业务的运转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由此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

——据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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