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 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比冠 ， 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隆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官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徐贞明，字孺东，贵溪人。举隆庆五年进士。知浙江山阴县，敏而有惠。万历三年征为工科给事中。会御史傅应祯获罪，贞明入狱调护，坐贬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迁尚宝司丞。初，贞明为给事中，上水利、军班二议，谓：“北人未习水利 ， 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其议军班则言：“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宜仿匠班例，军户应出军者，岁征其钱，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乃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及是贞明还朝，御史苏瓒力言其说可行，帝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诸臣勘议。贞明乃躬历京东州县，相原隰，度土宜，周览水泉分合，条列事宜以上。其年九月，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贞明先诣永平，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奄人、勋戚之占闲田为业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为蜚语闻于帝。帝惑之。御史王之栋，畿辅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帝乃召见时行等，谕令停役。时行等请罢开河，专事垦田。帝卒罢之，而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寻乞假归。十八年卒。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田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

（节选自《明史·徐贞明传》，有删改）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尤其是文学创作走上了“快车道”，大量作品竞相问世，百卉千葩让人（   ）。新世纪文学带来海量阅读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创作的思考？纵观历史，有司马迁历时十余载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有曹雪芹（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回眸当代，有鲁迅痛定思痛、以笔为枪完成“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注意”的《呐喊》；有沈从文朴素自然、细腻入微展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边城》…… （       ），            。同时这些著者更是以一丝不苟与精益求精的精神，完美地诠释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创作品质。而如今文学的“大众化”“生活化”“社会化”虽催生了创作的繁荣，但在繁荣背后也存在（       ）的现象。面对“走得快”还是“走得远”，文学创作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只有在追求创作多元化的同时，坚守“载道与言志”，才可迎来文学创作的“春风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