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36年2月24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远东四大元首日本天皇、满洲溥仪、斯大林和蒋介石

材料二：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因此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

材料三：有些报纸的言论，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如果说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这里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就是说，如果毛先生不出来，那么，就是毛先生的不对了，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破坏团结等罪名都往共产党身上推了。

——莫一尘《解决问题的关键》(1945年8月25日)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方面组建远征军。1942年1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日军迅速进逼仰光。英方吁请中国军队入缅援救，在英缅军总司令胡敦的统一指挥下对日作战。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中国远征军仍然作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造成边区军民大量伤亡。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并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卫生，还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为防治疫病，边区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动员党政军民捕鼠、灭鼠；建立了中央、军队、地方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并三令五申要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工作等。1941~1942 年又先后发布了《陕甘宁民政厅布告》及《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和隔离制度。专门成立的营养委员会对吃饭时间做了科学合理的规定，倡导粗粮要细做，号召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免疫能力，并倡导定期举行运动会。经过努力，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边区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60%o以上下降到30%o左右。

——摘编自陈松友、杜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