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开始聚集于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所谓“草市”的新居民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把汴京城外的居民区划分为八个厢，重新设置官吏进行管理。这是宋政府用行政手段将汴京城外的居民区正式纳入行政区划，承认其是汴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池外新居民区的普遍形成和发展壮大，说明城市的空间范围超越了城池郭墙的限制更广地延伸开来， 城市的规模扩大了。这些新城区并不只是居民区而已，同时它基本上也都是工商业生产较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陈宇光《宋代农村人口流动探析》

材料二：清朝统治末期，原有秩序漸漸松动，被突破的禁令越来越多，地域空间的划分逐漸模糊，内外城的区隔，甚至皇城与京城的界限也被打破，民人进入内城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城市内部的流动性明显增强。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开始对城市实施改造，拆除城墙、规划市区道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城固有的封闭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混居，百业杂处的城市新形态。……早在清末，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香厂地区就已经开始修筑道路，开辟新区。京都市政公所建立后，选择香厂作为城市改造的示范区域，名“香厂新市区”。经过几年的建设，逐漸形成一处集商业、娱乐、餐饮等于一处的具有近代色彩和生活方式的新型城市街区。

——摘编自王建伟《清末民初北京的域市化进程》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病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漳月港开海，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朵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诏：“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統，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亥，中国自开商埠（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一  （清前期）苏城机户（工场主）多雇人工织。机户靠手中的资本、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雇工），“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机匠（雇工）“计日受值”或“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

﹣﹣据《永禁机匠叫歇碑》

材料二  清朝雍正帝时“因用兵西北，恐漏泄机密”，故设军机房，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清朝雍正帝说：“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中外贸易只准在广州一处进行。……鸦片战争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摘编整理自赵尔撰《清史稿》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