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深虑论

（明）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东海郡开国公徐公行状

李翱

    公讳申，字维降，东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举进士，初辟巡官于江西，后选授洪州大都督府长史。时刺史嗣曹王举江西兵讨李希烈，故以长史行刺史事，任职有成，曹王荐之，迁韶州刺史。

    四十余年，刺史相循居于县城，州城与公田三百顷皆为墟，县令、丞、尉杂处民屋。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种与食，所收其半与之；不假牛犁者，三分与二。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连遇宜岁，得粟比余田亩盈若干，凡积粟三万斛。将复筑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艺来者，与粟有差。刺史临视给与，吏无所行其私。应募者数千人，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属迁于新城，县令之下各返其室。创六驿，新大市，器用皆具。曲江县五百人以状诣观察使，请作碑立生祠。公自陈所为不足述，乃刺史职宜如此，何足多者，不愿以小事市名。观察使嘉其让，迁合州刺史。其始来也，韶之人户仅七千，凡六年，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

    贞元十七年，诘里盗，通蛮夷道，责土贡。大首领黄氏帅其属，纳质供赋。黄氏、周氏、韦氏、侬氏皆群盗也，黄氏之族最强，盘亘十数州。周、韦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诸海，群盗皆服。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

    元和元年，诏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封东海郡开国公。诏书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屏之臣，五为刺史，一为经略使，一为节度观察使，阶累升为金紫光禄大夫，爵超进为开国公，官亟迁为礼部尚书。其事业皆足以传示后嗣，为子孙法。享年七十。

（选自《李文公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