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瓶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所谓士人政府者，即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如果前期地方推举制还一定程度上基于财产状况的差别（门第），容易造成门阀世家，不利于国家集权向心力的凝聚，那么科举制的妙处，它基于考试录用原则，……士大夫实际已失去了与君主分庭抗礼现实与心理的任何一句。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北宋时期，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对于文官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素质之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坦坦荡荡地宣布自身之政治权利，参与治理国家政事。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一：一直处于“无为”状态下的大汉王朝，到了武帝时变得“大有所为”。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一系列开创之举，特别是在经济上的举措，无疑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定下了主基调，他将重农抑商政策确定为基本的不可动摇的传统经济政策。汉武帝将社会经济更加有力地掌控在政府手中，盐、铁、铸钱官营，实行坚决的政府专卖政策，加强市场管理，对工商业者收重税，这些措施充实了国家力量，打击了商贩。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材料二：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绝望，而扭转时局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力挽狂澜，稳健而富有建设地、有序而又紧锣密鼓地頒布一项又一项法令，将脱轨的社会经济强行拉入国家可操控的正常轨道中运行，银行业、工业、农业、社会救济等各项工作分轻重迟缓一一涉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是全面而又有效的，但更是有节制的。

——摘编自谭崇台《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