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了城市风气的转变，即由淳朴转为奢靡……“象（像）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正是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明代人陆楫的“崇奢黜俭”主张，就是其典型的代表……陆氏关于奢侈不足以贫天下，而“其地俭，反不易为生”的主张…

——摘编自钞晓鸿《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

材料二：18世纪以来，英国社会各阶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对各类奢侈品的狂热消费，突破了等级与阶层分野，奢侈消费经济兴起。……旅居英国的荷兰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了“私人恶德即为公众利益”的惊人论断，认为奢侈消费刺激贸易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公开为奢侈传统进行辩解。英国思想界甚至掀起了“奢侈大讨论”，预示着奢侈消费正在经历“去道德化”趋势。亚当·斯密也站在政治经济学立场为奢侈消费和商业辩护…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商业计划》中这样描写英国社会：“人口众多，国家富裕，物质产品丰富多样，人们的生活更加奢侈、爱慕虚荣，每个人都出手阔气。”

——摘编自曹瑞臣《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棉花品种主要是亚洲棉，来自印度，主要传入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甘肃、新疆境内的“西北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经过四川、云南境内的“西南丝绸之路”……在古代先民的辛勤培育下，亚洲棉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棉花产量和品质逐渐提高。南宋时期，棉布虽未撼动桑麻织品在衣被市场的重要地位，但棉花种植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元朝统一后，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向北方迅速推广，棉花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南地区的税收政策也受到影响，有时收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棉布逐渐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十分发达，还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

  ——摘编自宋鑫秀《元代植棉研究》

    材料二  棉花种植区域的扩大，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已成为家庭副业，家家户户从事纺纱，正德《松江府志》记有：“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在制造织布的器具上，江南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作坊，布机以青浦黄渡徐氏最为有名，在专业化生产的引领下，江南地区出售纺织工具的店铺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棉布除了满足当地人穿着外，大部分的棉布纷纷运往各地。                             

——摘编自黄康健《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