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一天，我在我家草料棚的蜂窝里捉了一些蜜蜂，把它们放在纸袋里。我叫小女儿在蜂窝旁等着，自己带着蜜蜂，走了四公里路，打开纸袋，在它们身上做了白色记号（háo  hào），然后放了出来。二十只左右被闷（mēn  mèn）了好久的蜜蜂向四面飞散，好像在寻找回家的方向。这时候刮起了狂风，蜜蜂飞得很低，几（jī  jǐ）乎要触到地面，大概这样可以减少阻力。我想，它们飞得这么低，怎么能看到遥远的家呢？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这时候，窗外十分安静，树枝不摇了，鸟儿不叫了，蝴蝶停在花朵上，好像都在听同学们读课文。最有趣的是，跑来了两只猴子。这些山林里的朋友，是那样好奇地听着。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zhēng  zhèng）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压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缝纫机发出的噪声（振  震）耳欲聋。

    “你找谁？”一个老头对我大声嚷。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一个老头儿朝最里边的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凑到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烤着我的脸。

    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两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