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国风之篇）之遗欤？

——冯梦龙《山歌》

材料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材料三：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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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