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时期的“人”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甲骨文的“7”（人）像人垂手侧面站立形，表示一个懂得鞠躬、谦逊，有修养的人；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

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民”因其无知，就需要政府进行调教、驯服，教化。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万齐洲、冯天瑜《“人民”词义的变迁》

材料二：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古希腊、罗马最初都是只有贵族才有公民权，平民经过斗争，公民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由授予获得（卡拉卡拉敕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