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国风之篇）之遗欤？

——冯梦龙《山歌》

材料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材料三：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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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1913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招生，应考者三百余人，皆中小学生。校长杨月如先生嘱各举崇拜人物，以表其景仰之诚。统计结果如下：

——据《考师范之笑话》上海《时报》1913—7—1

材料二：1923年，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纪念的一份民意测验中，有“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的问题，回答者大多数来自学生，答案却大相径庭，结果如下：

——据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3—5

材料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相比较，其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自我角色认同。这种相当自觉的“入世”体验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罕见的，著书立说，探寻真理，是他们自我确证的角色观念。

材料二  当近代的西化浪潮拍岸而来，在适者生存的普遍法则支配下，中国被迫拜西方为师，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诞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萌发了与大一统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然而另一重政治自我的知觉机能并未因此而衰退，反而在外界的种种刺激下变得空前的够感和强化。就这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中就扮演了学术和政治的双重社会角色。……在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学术与政治这双重角色就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西方社会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权力格局，因而西方知识分子既是学术的主人，又是社会的良心。然而近代中国社会却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传统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这就产生了学术与政治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知识分子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