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万石君，名奋，姓石氏。年十五，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徒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其官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比。及孝景即位，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景帝季年，万石君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路马必轼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 ， 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选自《汉书·石奋传》）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

    御史陈荐疏：“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尝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辩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曾公亮谓定当追行服 ， 安石力主之，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论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罢两人，定亦不自安，蕲解职。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元丰初，为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当会赦论不已窜之黄州方定自鞫轼狱势不可回。

    请复六案纠察之职，并诸路监司皆得钩考，从之。彗出东方，求直言，太史谓有兵变，帝命宦者视卫士饮食。定言一饭不足市恩，适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议废明堂祀，帝以访定。定曰：“三岁一郊或明堂 ， 祖宗以来，未之有改。谁为此言，愿治其妄。”帝曰：“听卿言足矣。”迁翰林学士。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罢知河阳，留守南京，召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移江宁府。言者争暴其前过，又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

    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章频，字简之，建州浦城人。与弟頔皆以进士试礼部预选，会诏兄弟毋并举，频即推其弟，弃去。后六年，乃擢第。自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南昌县，改大理寺丞、知九陇县，迁殿中丞。眉州大姓孙延世伪为券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转运使使按治之。频视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盗印然后书。”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按，无所异。梦松用此入为监察御史，频坐不时具狱，降监庆州酒，徙知长洲县。天禧初，增置谏官、御史十二人，频以选得召对 ， 称旨，擢监察御史。陈、亳间民讹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抚京西。还，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瑶杀从子温裕，并其财，遣往按治，士瑶伏诛。又诏鞫邛州牙校讼盐井事。皇城使刘美依倚后家受赇使人市其狱频请捕系真宗以后故不问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频雅善丁谓，谓贬，左迁尚书比部员外郎、监饶州酒。起知信州，进刑部员外郎、知福州。王氏时，赋民官田，岁输租税而已。至是，或谓鬻之可得缗钱二十余万，频疏以为不可。徙知潭州。改广西转运使，擿宜州守贪暴不法，既罢去，反讼频子许尝被刑，而冒奏为秘书省校书郎，频坐谪知饶州。复入为度支判官，累迁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馆卒。契丹遣内侍就馆奠祭，命接伴副使吴克荷护其丧，以锦车驾橐驼载至中京，敛以银饰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卫送至白沟。诏遣其子访乘传扈其柩以归。访官三班奉职，即许也。

    （节选自《宋史·章频传》）

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有俊才，号曰冀州神童。拜阳平公侍郎，众务修理，处断无滞。苻坚闻而奇之，征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太祖征慕容宝，次于常山，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引见与语，悦之。太祖幸邺及车驾还京师次于恒岭太祖亲登山顶抚尉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太祖嘉之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迁吏部尚书，而俭约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太祖尝使人密察，闻而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玄伯为之逾甚。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未尝謇谔忤旨，亦不谄谀荀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伯独无谴者，由于此也。太祖崩，大宗未即位，清河王绍闻人心不安，大出财帛班赐朝士，玄伯独不受。太宗即位，以不受绍财帛，特赐帛二百匹。诏遣使者巡行郡国，纠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按之，又诏坐朝堂，决刑狱。太宗以郡国豪右，大为民蠹，乃优诏征之。民多恋本，而长吏逼遣。于是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问曰：“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肤欲大以纾之，卿以为何如？”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夫敖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自秦汉以来，莫不相踵。若其赦而不改者，诛之不晚。”太宗从之。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笃。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观就受遗言，更遣侍臣问族，一夜数返。及卒，下诏痛惜，赠司空，谥文贞公。

（《魏书·崔玄伯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