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期，大量中国陶瓷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亚、东南亚一带，在此转销至南亚、中东地区；明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开展对华贸易；至明末清初，欧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在欧洲，中国陶瓷是贵族才有实力享用的；到了清代，各国通过各自的东印度公司来进口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专家指出，早期的贸易瓷以中国特色的青花纹饰为主，后来出现了不少定制瓷，景德镇和福建的工匠，根据西方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制作出他们喜爱的陶瓷，中外贸易瓷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互动。

——摘编自《明清贸易瓷见证中外文化互动》

材料二：在18世纪，中国瓷业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技术和纹饰风格。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18世纪以来，瓷器业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此开拓了新市场。陶瓷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收藏品。瓷器也作为珍品，出口到欧洲列强迅速扩张的殖民地，其中以英国殖民地最多，向美国的出口贸易变得更为重要。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许多观念与做法，使制瓷业实现了批量化、精细化发展。这些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的中国传统瓷器业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转变了欧洲经济及文化遗产，至今仍是一份不朽的传世之宝。

——摘编自《18世纪后期全球青花瓷热急降温——西方瓷打败中国瓷》

明清时期中国棉纺织技术领先，“南京布”一度畅销海外。

材料一：“南京布”得名于明清时期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产地是以松江为中心的广大江南地区。南京布曾是中国重要的外销货物，在大宗出口商品中输出量居于前列。南京布的热销适逢古代丝绸之路的衰落，两者之间大致承接，堪称丝绸之路的续篇。只是材质从丝绸变为棉花，消费者从达官贵人改易为普通民众。1819年是南京布出口的高点，也是由盛转衰的拐点。南京布的衰退，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抱残守旧、缺乏进取，业者墨守成法，不知改良。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

材料二：早在明代之前，棉纺织生产就已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供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耕种者、纺织匠和织布匠。棉是纳税的媒介，是比丝绸、苎麻和其他纺织纤维更常见的织物。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印度和中国就曾经是主要的经济区域，它们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远超欧洲各地。然而，在1750年之后，欧洲的经济发生了巨变：它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纺织行业率先进入了机械化。到19世纪初，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从全球的生产国转变为欧洲棉纺织品的购买国，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当中，它们也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摘编自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一：明初沿用历代匠籍制度，凡在籍手工业工匠必须受工役管理机构的支配，定期无条件为政府服劳役。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清政权建立后，明文宣布今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后又将班匠银归并田亩或地丁代征，使“手艺贫民受益良多”。但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对手工业产品实行限价收购。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将个体手工业写入《共同纲领》，承诺政府予以扶持并积极引导个体工业经济向合作社集体制经济转变。若干个体手工业者或生产小组为解决原料、购销产品困难而自愿联合组成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此后出现了生产资料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实行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一五”计划中规定：“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国营工业的得力助手。”1955年底中央制定了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要求在两年内完成手工业合作化。1956年6月，手工业改造基本完成。

——摘编自萧国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