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单独游戏的特征是无需伙伴，动物个体可以独自进行。

②单独游戏时动物显得自由自在，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行为。

③猴类喜欢在地上翻滚，拉着树枝荡秋千……

④单独游戏时，动物常常兴高采烈地独自奔跑、跳跃，在原地打圈子。

⑤例如，马驹常常欢快地连续扬起前蹄，轻盈地蹦跳。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造出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然在我看来，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就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诗的节奏、押韵以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则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它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悬念回报虚构——即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它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以内心的起伏取代情节的跌宕。不言而喻，以上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意即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选自南帆《文无定法》，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6月27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Mikael Damberg等参与分论坛，并就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变革带给人类的焦虑感等话题展开讨论。

    关于科技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人类被代替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伴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Alphago战胜李世石、柯洁后，这种忧虑更甚。

    陈黎明表示，这种担忧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事实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就开始了，但这种忧虑在长期来看无需担心。他举例说，农民并没有因为农业的机械化而失去了工作，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陈黎明提出“人机同行，认知共进”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和科技是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替代的。

    Mikael Damberg指出变革中的安全感很重要，因此政策要保护在变革中的人们，而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体现。短期来看，人们确实感到了不安，对于失业人员，政府部门需要做到长期规划和短期救助结合，增强技能培训 ，否则人们会厌恶改变、抗拒改变。

（摘编自王明月《人工智能会淘汰人类？看看达沃斯上的大咖怎么说》2017年6月27日“央广网”）

材料二：

    AI——人工智能，科幻电影的创意维纳斯，科学家担忧的潘多拉魔盒。例如贾维斯——电影《钢铁侠》中钢铁侠的AI管家，一度落入恶人手中“黑化”。再如吉迪亚——科幻剧《明日传奇》中亨特船长忠实的AI助手，以精湛技术和精准定位追踪，成为舰队战斗的重要利器。

    未来，AI究竟会“黑化”、站在人类的对立面，还是被“训化”、成为乖巧的“服务员”？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的会场，针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各界专家展开了激烈探讨。

    “人们对人工智能充满期待，也应保持高度警惕。”普华永道环球审计服务市场主管合伙人伍智杰认为，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设计和部署相关技术。“我们要优先考虑信任和透明度，而非商业模式、投资目标和绩效提升方法，这样才能帮助人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效用，使其正确的为我们所用。”

    “目前，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工具。”与此同时，果壳网、分答创始人嵇晓华也观点鲜明地表示，短期内不会出现强AＩ，“但一旦出现就绝对会‘黑化’，是人类无法降服的。”

    “任何一种先进技术，都可能同时存在促进作用和负向作用，无论人工智能在某一领域比人强多少，它依然是人的智慧产生的，就像计算机的病毒，无论发生多少变化，依然有可以控制的办法。”清华控股董事长徐井宏说。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大潮中，AＩ技术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未来，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仍具不确定性。”这句写在达沃斯机器人制造空间墙上的话，引发着更多的深思。

（摘编自《黑化or训化——人工智能的明天在哪里？》2017年6月新华社）

材料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孕育兴起，人类开始迈向大智能时代。6月29日在天津召开的世界智能大会上，科技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即将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规划，力争使之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与会的院士专家和业界代表普遍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经济、社会与生活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进入新阶段，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和智能操作等特征。

    “与所有的颠覆性技术一样，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统筹谋划、科学引导。”科技部负责人介绍。

    我国重视人工智能在社会伦理、就业结构、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变化和挑战，正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走上安全发展轨道。据介绍，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主要推动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能力建设、夯实基础设施，二是加快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强化政策储备、重视风险防范，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参与人工智能全球发展的统筹协调。

（摘编自《迈向大智能时代：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即将发布》新华社）

材料一

红黑配成为中国古代漆器的主流色，不仅是因为它的朴素中显华美，更是因为中国人崇黑尚红的观念。我国传统的色彩观，是带有哲学意义的五原色理论体系，是一种被纳入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色彩论，以五色代表一切色彩，《周礼考工记》曰：“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色即指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两极色。黑色是诸多色彩中视觉最清晰的颜色，在我国古代色彩观念中，是最高的色彩崇拜，也是单色崇拜时间最长的一种色彩，经过单色崇拜的长期过程，自夏代开始就具有特殊的位置。

孔子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规范一个“礼”字，主张用色按伦理、秩序，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把色彩的象征性作为“礼”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古代社会。儒家美学思想注重“正色”，包括红、黄、青、白、黑，认为正色是正统、高雅的色彩。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红为“正色”“上色”，紫为“杂色”，紫夺正色与“礼”不符，为不仁。儒家用“化”来为色彩区分等级，是否符合“礼”之法成为色彩审美依据的标准。千百年来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华民族产生了红色情结。阶级统治者把红色作为奖赏，来赏赐忠勇之士，更有汉代刘邦规定只有刘姓诸王邸宅可用朱红漆门，以此来彰显其姓氏尊贵，以至于后来“朱门”成为尊贵的专用代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中的哲学意味较浓，区别于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其提出的“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思想无不体现其对于政治统治者追寻朴素黑白二色的审美观念。老子反对过度奢侈，主张“清心寡欲”，他对色彩无好恶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之美。道家追崇黑白，认为黑白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道家美学色彩观对中国艺术表现颇有影响。如中国水墨画就极具体现，白纸黑墨将中国人文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黑白这两个性格特征对立的颜色在艺术表现上却产生了十分和谐的效果。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的“红与黑”》）

材料二

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艺术是人类与自然抗争、协调的精神产物，它是从我们简单的生活用具中衍生而来的。中国漆艺史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漆器艺术的产生，其实是勤劳而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凡创造，也是中国人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制作石器、玉器、陶器的原材料比较容易在野外发现，这些材料通过机械的加工、物理的改造，就变成了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装饰的器具。但漆器不一样，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要制作漆器，首先要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液汁，用它作涂料。所以，漆是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树脂制成的一种化学材料，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从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事物的本源。“漆”字很有意思，上面是一个木字，下面有几点水，古代的生漆就是从树上把植物的液体——树脂采集下来。中国的许多古地名都是以漆命名的，说明当时有很多自然的漆树林。制作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类树脂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干燥，才会结膜。一般来说，中国大漆制作时，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同时湿度要在80%左右，才能形成坚固的漆膜。

我们现在发现的古代漆器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800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瓷器，也没有青铜器，只有玉器、石器和陶器，所以漆器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品种。直到今天，8000年前的大漆工艺仍在应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把残弓，弦未存，但弓上的漆看上去非常精美。经科学考证，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被专家称为中国的“漆之源”，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

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漆器恰恰相反。古人一般把大漆涂在一些器物上，远古时往往是在木器上、龟甲上。漆是非常耐老化的，所以漆的遗存我们现在偶尔还能找到，但是它原来依附其上的木胎、骨头胎或者皮胎等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完全消失了。

中国漆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亚于我们其他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它是中国先民重要的生活工具，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艺术源头之一。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中国的剔红、戗金、描金等漆器工艺品，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的影响。

（选自《中国漆器，其实也是一项伟大发明》）

材料三

扬州漆器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之一。漆器一般指在表面涂漆的木材、陶瓷和金属等器物。我们的祖先最早认识漆的特性，他们从漆树上采割天然漆汁——生漆，把它涂刷于器物表面，留下一层耐湿、耐热、耐磨并有光泽的保护膜，并能将漆调成各种颜色，作美化装饰之用。

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西汉时，已获得高度发展。扬州出土的汉代漆器不下万余件，其中彩绘漆器最多，宝石镶嵌、金银平贴等新工艺均已出现。唐代扬州漆器生产已颇兴盛，螺钮镶嵌等工艺逐步成熟并形成特色。到了元代，扬州已逐渐成为全国漆器的制作中心，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点螺工艺的出现，更是熠熠生辉，促进了漆器造型艺术的提高。明清两代，扬州漆器进入全盛时期。刷红雕漆、百宝镶嵌等传统工艺颇为兴旺。堆漆、割彩、雕漆嵌玉等新工艺继之而起，品种之多，居全国之冠。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