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鸦片战争后，在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这既减轻了朝廷负担，又赢得士绅的支持。然而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晚清时期，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阵营靠拢。

一一摘编一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