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引起的全面变革。

材料一：明清时期，从全球角度看，在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已在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路径上高歌猛进。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未能认清时代潮流，采取了逆大势而行的政策，社会转型因此难以启动。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才开始艰难地探索现代化的路径。

——摘编自徐小宁《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社会转型》

材料二：对18世纪的英国，市场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以及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出现了“斯密派”和“马克思派”。“斯密派”和“马克思派”都承认18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商品价格最终由供需决定。其分歧在于，市场竞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完美的，该在何种程度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斯密派”认为“看不见的手”占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英国的工业革命应当归因于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就实现完全的自由竞争，与之相伴的还有稳步扩展的市场，以及其所提供的创新和增长的广阔平台。“马克思派”认为，英国之所以发生资本积累和投资行为是因为，从生产角度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受到政治领导的保护和支持而大行其道。以众多英国人变为完全依赖工资的劳动力这一事实为例，他们认为没有政府的合谋协助是不可想象的。

——（荷）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政治制度）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一：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