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

材料二：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叙述了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麦的一段话为：“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游欧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物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

材料一：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学习西方。1895年春，1300多名举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

——摘编自雷颐《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二：从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多天中，皇帝迅速地接连发布了一百多条上谕，试图以空前规模大力推行变法维新。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经济和军事领域中，诏令体现了自强运动的强化。在经济领域，国家以更大的力量促进农、工商业。在军事方面着重训练现代化陆军，加强海军。8月后期起，开始改革政府机构；一些中央的衙门和几个巡抚所辖的地方衙门都被废除，但是他（康有为）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请申均未提，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全国规模的影响。——摘编自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材料一……“清代中国”需要改变，……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康有为，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毛泽东，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

——裴钰《改变中国》

材料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迅即成了过眼云烟；种种救国方案也各显身手，但都化为泡影，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几经失败之后，人们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艰巨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