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战国形势图

秦朝疆域图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分封制在联系制度上就已经决定了周天子的政权不稳，国家的动荡。面对众多力量强大且不受约束的诸侯，假使一家的实力真正成长到能够与天子抗衡，那么王朝的覆灭也就不远了。况且世袭制的延续性，就能够让一方诸侯持续的累积实力。而郡县制联系于任免制而非世袭制。郡守与县长官均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命，并且还设立监察使，行政、军事与司法三权分立，层层将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不仅减少了地方实力超越中央的可能，还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大推进了中央集权的程度。

——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材料二：元朝行省的划界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腹里乃中书省的直辖区，地近京畿，位置重要。为了打破太行山之险，让腹里地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合并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等地。……元朝史学家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

——根据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整理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