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各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 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把一叠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梁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

    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夏日里的最后一趟班车

符浩勇

    夏日的黄昏，西斜的日头仍不肯减弱炽烈灼人的威力，贪婪地俯视着金黄的田野。李茂的粗布汗衫已被汗水湿透，贴在他单薄的身上，裤袋里那只借来的小灵通又响起短信息铃声。他真想停下手中的镰刀，直起身子歇息一会儿，看看小灵通里传来什么信息。

    其实，他知道，小灵通里一定是城里的朋友发来的有关民办教师转正的信息。他读完高中，就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八年后转为民办教师，山里人简称民师。二十多年过去，期间每隔三年，县里都组织人员来山里小学听课，考察民师的教学质量，优中选优，推荐转正。尽管每次他都被推荐填写申请表，可最后批下来的却总是别人。听说，今年是最后一次民师转正了，赶不上这趟班车，就别想再找到座位了。但是，他身后“嚓嚓”的割稻声追了上来，妻子在后面说：“天不早了，赶紧些，割完这一畦，明天就结束得早些，你还可以赶回学校去。”

    他顾不得腰酸腿痛，掏出小灵通匆匆看过信息，知道明天县教育局就敲定民办教师转正名单，朋友说他凭硬件是最有希望的。他心中不由掠过一阵喜悦，手里的镰刀也快多了。

    这时，隔河那边的田野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收工吧，别累坏了身子，明天再割。我再请几个小工，一天割完。”喊话的是王详堂。他在小学当教师没几年，就称病转行，后又开商店。如今手头松了，每逢收割季节，总是请人来帮忙。

    他生怕妻子听见后生出埋怨，妻子却已经甩过话来：“你看人家王详堂，早下海经商，农家活都不用自己忙。这次，如不能转正，你就乖乖回来帮我干活！”

    为缓和气氛，他赔着笑脸说：“你说离开学校，离开孩子，我还能干什么？人各有志嘛！都说我这回一定会民师转正。”

    “你离不开学校？学校都放农忙假了，可你班上李记那帮学生，也不见谁来帮你一把。”妻子唠叨着挖苦他。

    “你……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好像受了侮辱，陡生怒气，可看到妻子黑瘦的脸，看到前面待割的那片田，心一软，愤怒又咽下去了。

    回到家里，天已黑透，他掏出小灵通再看信息内容。其实在田头时他不止一次看过城里朋友发来的信息：最后一趟民师转正明天就可确定，但竞争非常激烈，如可能，今晚进城来疏通关系，以防万一。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吃过饭，他给城里的朋友回了信息：听天由命吧，吉人自有天相。

    妻子对他说：“听说，你班上李记他们家里已收割完了，你是他们的老师，你去请他们，要是他们肯来帮忙，明天一个上午就可割完 。”他听后犹豫了：李记他们是毕业班学生，平日功课紧，放假又帮家里忙，好不容易休息一下，怎可又烦扰他们？但一想到妻子明天又要在烈日下蒸烤一天，而时令也不等人，他便硬着头皮走出家门。

    刚走近李记家，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王详堂的嗓门：“明天，你让孩子们来帮我，有酒有肉，一天每人20元。”下面的话他没听完就拔腿回家了。

    次日，天刚蒙蒙亮。李茂和妻子拖着疲惫来到田头，却见薄雾中十多个人头在稻穗中起伏，他走上去：“李记，你们怎么来了？王老师不是请你们了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我们不稀罕他的钱，我们在放假前早约好了，等家里收割完就一起过来帮忙……”

    妻子显然被孩子们的言语感动，她对李茂说：“你招呼孩子们收割，我回家张罗饭菜，你们师生今天叙叙情。”孩子们却婉言拒绝了。李茂很生气，说：“你们瞧不起老师了，老师再穷，也请得起一顿饭。”没想到，李记颤抖着声音说：“我们不嫌老师穷。要是你像王详堂一样去经商，也早富了，但谁来教我们啊?……”他听罢竟一时语塞，心想，这回如果民师转正了，他会潜心一辈子陪伴山里的孩子。

    正午时分，稻子终于割完了，李茂的心里充满收获的喜悦，他同孩子们约好明天就回学校去。孩子们走远，他又接到城里朋友的电话：最后一次转正名单已确定，可惜他落选了。本来会议上对他是有争论的，都说像他这样的条件，早些年就应该转正了，可现在，他的年龄早过了规定年限……

    他听着愣住了，这让他怎么对妻子和孩子们说呢？朋友在电话那头还在说：“最大的遗憾是，这一次没能转正的民师将被清退，离开教师队伍……”他听不清后面的话，脑海里却浮现出一个恍惚的画面：一辆破旧的班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他手里却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过期车票……

钟摆

    约翰和凯蒂结婚两年以来，从没分离过一晚上。他目瞪口呆地把字条读了又读。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起了波折，竟然使他不知所措了。

    她吃饭时经常穿着的那件红底黑点晨衣软绵绵无精打采地搭在椅背上。匆忙之中她把平日穿的衣服扔得东一件西一件的。一个装着她爱吃的黄油硬糖的小纸袋丢在那里，包扎绳松开着。一张日报铺在地板上，上面的火车时刻表被剪掉了，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就像一个张开的大嘴。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表明一种缺损，表明灵魂和生命的离去。约翰·帕金斯站在没有生气的遗物中间，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哀伤。

    他着手收拾屋子，并尽可能布置得干净整洁。当他触摸到凯蒂的衣服时，他感到有一股恐惧之感悄悄袭上心头。他从来不曾想过，假如没有凯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已经完全成为他生活的依恋，就像他呼吸的空气——时刻都不能缺少，但自己竟然一直没有察觉。现在，她没有预先通知就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她从来不曾存在似的。当然这持续不了几天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一两个星期，但这对于他来说，就仿佛是死亡之手已向他伸出，威胁着他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已是风雨飘摇。一个扁桃腺化脓的丈母娘把他的家庭守护神和家财统统赶到了九霄云外。约翰从冰箱里取出冷藏羊肉，煮了一些咖啡，孤零零地坐下来吃饭。这顿凄凉清冷的晚餐过后，约翰坐到了窗前。

    他没有心思抽烟。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召唤着他出去寻欢作乐。夜晚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不受盘问地出去，像任何一个逍遥自在的单身汉那样，无拘无束地寻欢作乐。只要他高兴，他可以痛饮，游荡，尽情玩到天亮；不会有怒气冲冲的凯蒂在等着他，扫他的兴。只要他高兴，他可以在麦克洛斯基那儿同一班嘻嘻哈哈的朋友打落袋弹子，直到黎明的光辉盖过电灯光。以往，当弗罗摩尔公寓的生活使他厌烦的时候，他总是苦于婚姻的羁绊。现在羁绊解除了。凯蒂不在了。

    约翰·帕金斯不善于分析自己的情感。但是当他坐在那间没有凯蒂的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客厅里时，他丝毫不爽地猜中了他烦恼的主要原因。他现在领悟到，凯蒂是他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他对凯蒂的感情，以往被单调枯燥的家庭琐事搞得麻木了，如今却因凯蒂不在面前而猛然觉醒。歌喉美妙的鸟儿飞走之后，我们才体会到它的歌声的可贵。

    “我真是不可救药的笨蛋，”约翰·帕金斯暗忖道，“我真糊涂，怎么能一直这样对待凯蒂。每天晚上出去打弹子，同朋友们鬼混，不呆在家里陪陪凯蒂。让可怜的姑娘一人留在家里，身边无人宽慰，顾影自怜！约翰·帕金斯，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蠢货。我要弥补过去对不住那个姑娘的地方。我要带她出去娱乐。从现在起，我要同麦克洛斯基那帮人一刀两断，不再来往。”

    不错，城市在外面喧嚷，召唤约翰·帕金斯出去。此刻，在麦克洛斯基那儿，朋友们正在悠闲地消磨时光，玩着每晚的游戏，把弹子打落到网袋里去。但是花花世界也好，哒哒作响的弹子棒也好，都提不起那个因为妻子不在而心情懊丧的帕金斯的兴致了。他本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以往他不加珍惜，甚至有点儿轻视，现在却需要它了。泪水——是的，晶莹的泪水盈满约翰·帕金斯的眼睛。一旦她回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观。他一定要弥补以往他的所有疏忽。失去了她，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门打开了。凯蒂提着一个小提包走了进来。约翰吃惊地张着嘴，痴呆地望着她。

    “啊呀！回到家真高兴。”凯蒂说，“妈病得并不厉害。萨姆在车站上等着我，他说妈的病只不过稍微发作了一下，电报发出之后就没事了。于是我搭下一班火车回来了。我现在真想喝杯咖啡。”

    约翰·帕金斯看了看钟。八点一刻。他伸手拿起帽子，朝门口走去。

    “约翰·帕金斯，我倒要知道知道，你这会儿想到哪里去？”

    “我打算去麦克洛斯基那儿，”约翰说，“跟朋友打一两盘弹子。”

（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有改动）

玉米

刘国芳

    老头是市长的父亲，但在花园小区，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花园小区的住户，都是有身份或者说有钱的人，只有老头和他们格格不入。老头穿一身青布褂子，两只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老头住进来好几天了，保安仍不认识他。有时候见老头从外面进来，保安总要大声说：“你进来做什么？”

    老头说：“我住这里。”

    保安说：“你住这里？”

    老头说：“A区B栋303。”

    保安不相信老头住这里，但老头说的那么具体，保安只好挥挥手，让老头进去。

    小区里很多人看见老头进去，他们的脸色很不好看，等老头走远了，都说：“我们这儿怎么会住进这样一个乡下老头呢？”

    老头不管别人说什么，进进出出自在得很。有时候，他会笑一笑，看着小区里的住户或者说看着那些邻居打招呼。但老头自作多情，那些邻居面无表情，根本不理睬他。老头也不恼，只笑着跟自己说：“这城里人脸上怎么都像打了石膏一样？”

    这后来的一天，老头闲不住了，老头自告奋勇在小区里扫地。小区本来请了清洁工，但那人懒，一天只在早上扫一次，其余时间便见不到他的人。那时候正是秋天，满地落叶，老头就拿一把扫把，提一只撮箕，扫地上的落叶。小区的人见老人满小区扫地，忽然就明白了，他们说：“原来这老头是扫地的。”

    小区有一个角落，大概有两三亩大。这儿也栽了草，但因为偏僻，没人精心管理，草长得稀稀拉拉。有一天，老头在这儿侍弄起来。开始，小区的人不知老头做什么，以为老头在栽草。过了几天，看见老头把地全翻了，才知道老头要栽东西。保安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保安有一天拿着警棍走过来了，他们凶着老头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老头说：“看这块地闲着，想种些庄稼。”

    保安就“咦”一声，大声凶着说：“你以为这儿是你乡下呀？”

    老头说：“这地闲着不是浪费吗，种些庄稼多好。”

    几个保安不再跟老头啰唆了，推走他，一直往小区外面推。保安仍没把这个老头当小区里的人，所以往外推他。老头看着要把自己推出小区了，便大声凶着保安说：“你推我去哪儿嘛？老子住这里呢。”

    保安这才住手。

    老头后来继续挖着那块地，保安也时常过来干涉，但并不奏效。老头倔得很，把他赶走了，他过了一会又来了。小区的人后来都知道老头要在那儿种庄稼，他们看着老头，总摇头，还说：“典型的一个农民，走哪儿都忘不了种地。”老头随人家怎么说，把地挖好了，竟种上了玉米。老头应该是种田的好手，几个月过去，那块地的玉米竟青青翠翠好看得很。小区的人大多没见过玉米，有时候，他们会走过来，很有兴趣地欣赏着。

    这天深夜，有一个贼翻墙进来，然后潜进一户人家想偷东西。正要偷时，被发现了。贼跳窗跑了出去，然后往玉米地里跑。刚好保安往玉米地边走过，保安当即把蹿进玉米地的贼捉住了。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个乡下人，保安打了他两警棍，然后让人去喊老头来。看见老头来了后，保安说：“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不是和你一起的？”

    老头很生气，老头说：“他和你是一起的差不多。”

    保安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栽玉米，原来是为了你们偷东西好藏身。”

    另一个保安甚至用警棍指着老头说：“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一伙乡下人合伙在城里偷东西。”

    老头暴怒起来，老头说：“你他妈的才是贼！”

    一个保安举着警棍打过来，还说：“看你一副贼相，还嘴硬。”

    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老头，老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老头说话了，老头说：“我是贼相，好，我让你们知道我是不是贼相。”老头说着，从身上拿出手机来。十分小巧的手机，很精致。老头迅速拨了个号，然后说：“你过来一下。”

    毫无疑问，老头给他当市长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大概十几分钟后，市长就坐着车来了，市长一见老头就喊道：“爸，出什么事了？”

    门口围满了人，有人认得市长，这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李市长吗？”

    一伙人鸦雀无声。

    不一会，物业经理和开发商都来了。开发商一个劲地道歉，还跟老头说：“我们立即把那几个保安辞了。”

    老头说：“那倒不必，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副贼相。”

    这事过后，老头还是原来那个老头，老头每天拿着扫把撮箕出来扫地。见了人，仍然笑一笑。小区的人现在都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见老头笑，也忙不迭地回一个笑。

    老头的玉米地还在，老头真是侍弄庄稼的能手。那片地，后来真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玉米。把这些玉米收了后，老头竟一户一户地去敲人家的门。门开了，老头递过去几个玉米，然后说：“我栽的玉米，你们尝尝吧。”

    小区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过老头送来的玉米，在老头走开后，有人说道：“难怪老头的儿子会当市长，原来老头人这么好。”

（选自2014年第16期《小小说选刊》）

德叔落选

何百源

    人民公社化那一年，德叔18岁。从那时起他担任塘溪管理区（那时叫大队）支部书记，至今一直没有变动过。

    50多岁的德叔，寡言少语，一副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形象：板刷寸头上斑白的短发冲天而立，脸上几道深深的“沟壑”刻画出几分刚强、几分淳朴。不分春夏秋冬，都光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有一次市里一位画家下乡，以德叔为模特画了一张人物素描，题为《本色》，在省里获了个二等奖。

    只要一提德叔，管区里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说：“他真是个好人！”好在哪里？憨厚老实的庄户人笑笑说：“崖（我）文化少，讲不出罗！”

    不过，许多事情都能说明德叔确实是个大好人。30多年来，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镇）、县，不论是选哪一种先进或模范，都少不了德叔的份。那时不兴奖钱，兴发奖状。德叔每次将奖状拿回家就往墙上贴，贴满整整一面墙。

    每逢有“情况”，比如台风、汛期、地震先兆，德叔就跑到办公室值夜，睡在办公桌上，用电话当枕头，电话铃一响就抓起来，沉沉地叫一声：“喂……”

    有一年分救济粮，分到最后差一户没分上，这户人家就是德叔家……

    德叔让老婆缝了个小布袋，将公章装进去，随时挂在裤头上。有一回办公室在夜里遭到盗窃，盗贼卷走了德叔一个存折，想不到，上面只有一元的余额。

    多少年来，德叔真是“报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上有声”，甚至成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每一次改选支书，点票结果都是德叔差一票就满票当选，事后都证明是德叔没选自己。有一次按规定年限又该改选了，文书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就上报了德叔。上级党委认为这样做很不严肃，批评了文书不应该这样儿戏。文书不服气地说：“再怎么选也是德叔。”之后郑重地举行选举大会，结果还是德叔当选。

    但是近年来，德叔在塘溪人的心目中，威信有点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与周边相邻管区相比，塘溪显然落后了许多。且不说工农业总产值之低，且不说村办企业之少，单看村民的住房，就可知塘溪人的生活水平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不过，人们仍不忍心埋怨德叔。因为谁都知道，德叔至今仍住破瓦房，两张条凳架三块木板做床……

    最近一次支部改选，德叔竟只得一票，他落选了。

    新当选支部书记的人名叫郭清文，是一位毛遂自荐、勇于开拓进取、先富起来的年轻党员。

    点票结束后，在管理区主任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权力交接仪式”。德叔不无感伤地慢慢地将公章从裤头上解下来，双手递到郭清文手中，说：“可得把它保管好……”

    郭清文双手接过，说：“德叔您放心。保管这印章固然重要，关键还在于要用好……”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